抗战爆发之前，“国内6个主要工业城市中，无锡工厂数、资本额居第五位，总产值居第三位，工人数居第二位”。无锡也被誉为“小上海”，是江浙地区经济实力仅次于上海的重要工商名城。抗战结束后，无锡工商界的重要人物纷纷从重庆、上海租界等地返锡，准备恢复和重建无锡经济，其中包括战前担任县商会会长的钱孙卿（图一）。

图一 钱孙卿晚年像

钱孙卿1887年出生于无锡，辛亥后钱氏初涉无锡政坛，担任县临时议事会议员，因其具有处理复杂政商事务的睿智，渐为无锡社会所信服，尤其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信任。民国时期，无锡上层社会是以商会和城乡资产阶级为基本力量的。1924年，钱氏在荣德生、薛南溟等工商巨子的支持下，当选为市公所总董，正式服务工商界。1925年齐奉混战中，钱氏出色地保护了无锡工商业。从1928年执掌无锡商会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商会会长钱孙卿维护地方工商利益的举措，进一步得到了荣德生、杨翰西等地方大实业家的认可，成为政商看重、能协调各方利益的核心人物。抗战后，他多次与国民党斡旋，减轻了内战对无锡工商业的影响。1949年4月，钱孙卿主动配合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无锡。

当下学界关于工商业者与1949年政权更迭的研究，多侧重于大企业家在“去留问题”上的宏大视野以及商会的改造问题。而国统区工商领袖在抗战后政治变迁中的所思所为，尤其是微观层面的心态变化，鲜有探讨。相较于上海、苏州和南通等地，近代如雷贯耳的锡商中除荣氏外，其研究成果和知名度均显不足。1949年，钱孙卿选择联合荣德生等工商巨子与中共合作，对中共在无锡乃至华东的建政非常重要。本文将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国民政府档案，无锡市档案馆所藏无锡商会档案，钱孙卿个人文集，辅之以地方报刊、文史资料，进一步揭示抗战后政治变局中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的个人困顿、心态变化与历史抉择。上述资料，尤以1945-1949年间的无锡商会档案最为丰富。其内容涵盖无锡县商会在组织重建、工商复业、申请贷款、协定税收、平息工潮等多方面的工作。由此，笔者以无锡商会档案为基础，分析钱氏在统制经济下的困境及因应，及无锡商会与工商群体的互动，进而说明政权鼎革时期，近现代中国政商关系的演进过程与历史逻辑。

钱氏回归与地方政府的多重博弈

商会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民间法人社团，既是城镇工商业者主要的社团和发言者，也是政府管理工商业重要的中介组织。抗战前，钱氏掌管的无锡商会通过系列举措，对无锡地方治理，以及协助无锡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发挥着促进作用。除了参与商会事务，钱孙卿还积极与无锡县国民党部和荣氏资本集团均保持密切联系。可以说，钱孙卿通过商会与无锡县政府联系，有效地协调了地方政府与工商界的关系。

然而，在他担任商会主席期间，钱孙卿与地方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随着时代演进呈合离之状。在本文所讨论的时间范围内，钱孙卿对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权的态度大体经历了两个节点：一是1947年7月国民党发动“戡乱动员”后，二是金圆券改革前后。上述节点促使钱孙卿完成了从“国”转向“共”的思想转换。

1937年无锡沦陷后，为避免沦为汉奸，钱孙卿离开无锡“乘轮而去沪”。钱孙卿不仅与重庆政府及多方抗日势力维持联系，也与在无锡担任伪政府职位的杨翰西等人有所往来。这一策略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继续“保护”无锡的工商业，维持沦陷区民众的生计。该行为体现了钱孙卿在面对多变政治格局时，追求策略平衡及维护地方利益方面所表现出的深思熟虑和灵活适应性。沦陷时期，因日伪势力的倾轧，伪无锡商会沦为“军政党团对于商人之派款机关”。抗战胜利后，为了纠正这一局面并促进地区经济的恢复，无锡工商界配合县政府废除了伪商会，同时重新整理恢复了无锡商会，并发布了商会章程草案（图二）。这标志着无锡工商业秩序的正式重建，为地区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图二 《无锡县商会章程草案》局部（1946年）

尽管整理无锡商会的工作在战后就已开始，但钱孙卿一直在上海观察形势，直到1946年春季他才回到无锡复任商会会长，并以李惕平和朱文沅为班底、助手。其延后返锡的原因是钱孙卿认定，1945年刚胜利时，地方“人心未一，政府狃于幸胜，食天之功以为己，外宁必有内忧，祸患正未已也”。因此，他认同时任县长范惕生提名的沈锡君首先回锡整理商会。但是，范惕生进城后，频繁地敲诈勒索工商业者，导致无锡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由于范惕生大肆搜捕“汉奸”，诬告成风，更有甚者“大事敲诈，先后向苏高检处诬告有案件三十余件之多”，一时间无锡工商界人心惶惶。而沈锡君却选择屈从于范惕生，对这些地方困难既无解决办法，也无应对之力。

为应对上述危机，钱孙卿应无锡工商界请求，返回无锡。1946年4月15日，无锡县商会经“整理”后正式成立。4月18日，“钱孙卿被选举为县商会执委会常务主席，李惕平为常务理事，朱文沅为常务监事、商会理事”（图三）。钱孙卿认定“无锡工商业当前最成问题者，为捐税纠纷、劳资问题、房屋三项”。他提议“设劳资问题委员会，负责研究劳资协调问题”，“设税则研究委员会，研究各项税则问题”。钱孙卿重掌无锡商会后，商会与地方大家族企业重新联合了起来，他依靠“申新资本家荣一心、庆丰资本家唐星海、丽新资本家程敬堂”等为支柱，不断组织工商群体对政府发起呼吁、请愿和抗议活动。

图三 《本月二十八日执监会议通过章程二十三条到会执监分别选举常务及主席》（1946年4月28日）

为解决无锡工商界的困境，抵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堕落。首先，钱孙卿通过报纸对无锡县政府发表声明：“整理人民团体，县政府不可操纵干涉”。在抗战后国民政府强化对工商团体控制的背景下，钱氏却刻意强调：“尊重其（商会）应守职权，不敢稍有越分，亦不能过自迁就。”此举意味着，钱孙卿公开反对县长范惕生对商会的过度干预。可见，钱孙卿领导下的无锡商会在与县长范惕生一派的力量对比中，并非处于弱势。不久，范惕生从任上调走，换由徐渊若接任县长职务，即是例证。当然，这与钱氏雄踞商会多年的能力与声望，以及地方大实业家群体的支持有莫大关系。进而，钱孙卿还联合国民党县党部，一起打击继任县长徐渊若，特别是针对徐渊若插手粉麸市场的管理问题上。粉麸市场被钱孙卿公开指责“疑外人有庇佑，实太不成事体”（图四）。这种公开的指责促使徐渊若被迫让步，并由粉麸公会登报向钱孙卿道歉。

图四 《必欲维持市场、非法投机之买卖不惜违反国策贵会竟置不问外人有庇护即见复》（1947年11月22日）

诚然，钱孙卿以上举动，只是为了赶走腐败的范县长，限制滥用权力的徐县长，但他并非要取代无锡政府。实际上，其主要目的是希望促成政商协作，尽快恢复战后的无锡经济。为解决无锡县政府的财政危机，钱孙卿主动出面，“劝告各业，务须竭诚协作，共应危机”，由此无锡得以推行临时借款办法，以应政府之急。最终，这场钱孙卿联合县党部与县长间的斗争，以钱氏和地方商会的胜利告终。

钱孙卿需解决的另外一大任务是捐税纠纷问题。他在就职时即表示，捐税纠纷是无锡工商业最成问题者之一，为此需要“调整税制，取消重复，藉除工商危机”。从就职后的举措看，钱孙卿将调整税则定为商会的主要工作。推荐弋子才、赵章吉在商会下成立税则研究委员会即是例证。具体而言，无锡工商界需缴纳的税款，由这个委员会直接与税务机构商定，然后提交县商会决议。如，1946年6月，无锡商会代表粮食业同业公会为减免粮食业营业税，致函直接税无锡分局。显然，钱氏领导的商会既协助政府征稽捐税，又合理、尽力地减轻纳税人团体的负担，为恢复经济创造条件。

钱孙卿在战后初期的行动和决策，表明当时无锡商会领袖尚能突破困局。复员期间县政府以接收为借口，逐步侵蚀商会职权和工商权益。因商会灵魂人物钱孙卿未返锡主持大局，沈锡君领导的商会“一味顺从国民党政府”。因此，工商群体欢迎钱孙卿回归主持大局。钱孙卿的回归，确让商会在维护工商权益方面更有作为。从钱氏与战后无锡两任县长的斗争中，亦可窥见地方政府与工商群体的博弈与妥协。

统制经济下钱氏复兴工商的行动与困顿

在钱孙卿致力于复兴无锡工商业之时，正值国共内战爆发之际。为支撑内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经济管制、征集兵员以及重塑国统区的生产秩序。1947年7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全国动员案》后，国统区的统制经济推行至各行各业，其方式是战时政府通过价格管控和统一产销，组织工商企业接受政府监管，并将利润大部收归国有，支援财政。具体而言，国民政府从1946年开始到1948年11月，对江浙地区分为两步实施统制经济，建立了覆盖各行业的经济管制机构，限定了国内价格，全面控制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作为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要发展地方工商业，不得不在统制经济带来的困境中寻找机遇。

国民政府为应对战后各地的生产停滞，建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等国营企业，并鼓励民营企业恢复生产，发还曾被日伪侵占的民营企业。但是，发还民企的过程极不顺利，有的政府机构甚至公然侵占民企。诸如，钱孙卿战前筹设的维新织漂洗染厂，战时被占为伪中央农具制造厂。胜利后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批示“准予发还”，但该厂却被农林部接收，并表示：“无权交还或拒予交还”。为此，钱氏虽再向行政院提起诉愿，“获得照准，但农林部推迟交还，形成僵持之局”。为此，钱孙卿呼吁“锡地之厂，必须先尽锡人，而参与接收之人，须自知回避，断断不可化名承办”，这道尽了工商业者的无奈。直至1947年初，该厂开始恢复营业。

发还被敌伪势力侵占工厂的举措在执行过程中遭遇难题，说明单纯依靠国民政府的复员政策来恢复工商业面临着重重困局。实际上，从无锡各业复工生产的实际情况来看，还面临着燃料、电力缺乏、捐税纠纷、“经营工业者，迄今蛰居在外，不顾言旋”等困局。如此，工厂复工和商市重振成为钱孙卿回到无锡后面临的重要难题。对此状况，钱孙卿直言：“唯有工商界亟起自谋挽救，他人万靠不住。”

自此，无锡各业的复工多依靠地方商会等工商团体开展。从无锡各业的实际情况来看，煤炭短缺是除去行政干预外，困扰工商复工的主要因素。早在1945末，无锡就面临着断电危机：“邑中存煤异常缺乏……若不及早设法，恐有断电之虞。”后经无锡县商会会长沈锡君多方奔走、呼吁，最终至1946年2月起，经济部上海区燃料管理委员会允许将原本供给燃煤“一千吨增至三千吨，并由南京办事处增发一千五百吨”，这与此时无锡实际需要每月供给的五千吨数目相差无多。可见，早在钱孙卿返锡之前，无锡的燃料短缺问题暂告解决，为工商业复工生产奠定了基础。1946年中，由于国共内战爆发，重要的产煤区先后解放，加之交通阻隔，工厂为恢复生产用电需求增加，无锡重陷能源匮乏的困境。钱孙卿为解决能源困境，多次联合省工业协会向政府请求煤炭、电力、原材料的配给，并收到部分效果。

恰逢1946年期间，棉纺业的“黄金”年代来临。棉纱的“需求量大又生产不足，黑市价高而原料相对的便宜”。无锡各棉纺企业顺势而为，扩大生产。以申新三厂为例，“申三在抗战胜利以后，就由纱锭一两万枚迅速恢复到6.1万枚，线锭4240枚，布机710台”。与繁荣的棉纺业并存的是衰弱的缫丝业。虽然缫丝业受到日本生丝竞争，及国营中国蚕丝公司的限制，但只是与往日辉煌相差巨大，并非无利可图。据钱钟汉回忆：“抗战胜利以后，薛氏集团恢复的厂仅有永泰，最初仅开70台，后来开312台坐缫车，另有80台立缫车始终未开。但是利润却是有的。”为此，无锡县政府决定恢复战前开设的鲜茧特捐，以增进地方财源。为维持缫丝业本就微薄的利润，钱孙卿配合无锡蚕农、第三区缫丝业同业公会致函江苏省建设厅，请求免征，并最终收获成功。

对于国民政府利用国营企业推行统制经济进而控制民营企业的举措，无锡工商业主也并非无动于衷。1946年，无锡缫丝业及其他行业为尽快恢复和维持生存，通过商会联合发出呼吁：“本邑工商业亟需贷款救济，敝会闻沪市已开始举办贷款。特请各行查照商办，以利工商。”1947年初，江苏省政府和省商联会最终决定“由县府及本会（商会）就近与各行局组织银团办理贷款”（图五）。因此，在钱氏的积极努力下，创造了一个相对优良的营商环境，支持了无锡的棉纺、面粉和缫丝等支柱性产业的复工生产，尤其是棉纺业，不管大厂小厂，只需经营得法，没有不大赚钱的。

图五 《二月二日在会召开工商紧急贷款委员会》（1947年2月2日）

同时，为助力无锡经济恢复，钱孙卿继续在减、缓税方面对国民政府提出不少请求。诸如：1946年6月，无锡商会因为皮毛外销遇阻，请经济部“免征皮毛猪鬃营业、货物两税，并予低利贷款，”经济部很快同意“免征营业货物两税，请财政部酌核办理”，低息贷款则“转当地中国交通两行酌办”。可见，钱氏的减税策略取得了部分预期成效。

综上，复员初的无锡工商业遭遇了多重危机，但在国民政府初期的统制经济政策下也隐藏着机遇。在无锡商会的配合下，以棉纺业和缫丝业二者为代表的工商业均顺势而为，不仅保存了生产能力，棉纺业甚至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随着“戡乱动员”的实施和统制经济的演进，无锡地区政商界之间的疏离状态显现。

到1947年年中，战场天平已开始向中共倾斜。为挽救局势，7月4日，国民党国务会议通过《全国动员案》，宣布：“政府和平建国之国策，已非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决。唯有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一面加紧戡乱，一面积极建设。”究其途径，国民政府号召：①“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应积极动员，需依法惩办妨碍行为；②依法调解劳资矛盾，依法惩处怠工、罢工、停业、关厂等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③增加合理之税收，限制非必要之支出；④管制经济等战争总动员举措。

1945年至1947年春，钱氏提出的消弭工潮、调解劳资矛盾的种种举措，与工商业者恢复生产需求很吻合。而此时国民党政府下达的“戡乱”令，采取征兵、增税等举措，以及加强经济管制政策，成为破坏无锡经济的“催化剂”，是钱孙卿与无锡工商群体担忧且反对的。

随着“总动员令”的推行，无锡商会劳资纠纷委员会的作用显现。此前，无锡县就曾发生过多次工潮，各行工人为改善生活指数，选择怠工抗议。有鉴于此，为防止工潮蔓延影响生产，钱孙卿领导下的无锡县商会配合县长徐渊若颁布“维持治安要点”，如下：“（一）各种非法团体不得活动；（二）劳资双方务须协调，绝对禁止停业怠工、罢工等情事；（三）任何群众或团体之集会应先呈准许可，并不得有任意游行请愿之举动。”此外，在“总动员令”颁布前夕，李惕平为配合钱孙卿抚平劳资矛盾，应县长徐渊若要求订立无锡工人生活指数如下：“遵照上海工人生活指数为标准，于每月上海工人生活指数报表交由资方自动实施，按期发放工资，以免无谓之纠纷。”该举措保证了工人的工资能够跟上生活成本的变化，从而减少劳资之间因工资不足以覆盖生活成本而产生的争议。与此同时，恢复停工工厂的生产也被视为同等重要的问题，钱孙卿特向无锡县政府呼吁：“应转知停工，工厂设法复工以资维持。”

如此困境下，不仅要考虑到工商业资方的权益，更需关照工人利益，才能缓和劳资矛盾。为维持工人生计，钱孙卿提出：“各业工资如因生产或营业不佳厂方确难负担，不能照生活费指数发给工资时，由劳资双方协商或由评断委员会商定办法减成发给。”进而实现“劳资双方会谈约定协议，调整工资，以利工友生计”的趣旨。由此可见，为稳定地方经济与社会，钱孙卿并不主张偏袒资本家或工人中的任何一方，他认为：“针对当前工业危机，劳资双方尤应互求谅解，力谋协调以安生产。”（图六）

图六 《本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经议决通过劳资双方应认明当前工业危机相互谅解案请查照》（部分）（1946年5月25日）

随着内战动员，统制经济不断侵蚀民企的生存空间，国民政府还大规模加税，加之无锡企业原料、燃料短缺问题再度显现。至1947年12月，已有27家欠税商号倒闭。上述因素，使得钱孙卿领导的商会对征兵和征税尤其反对。彼时，“无锡全县工人在十万以上，多为适龄壮丁，亦以抽征在即，纷纷逃亡”。更有甚者，“国民政府军某部因各勤务兵潜逃甚多，带同士兵数名，在外将无锡东亭区乡保，乡民代表及送无锡专管区之壮丁共十三名一并抓走”。为此，钱孙卿特电无锡县参议会与各人民团体，呼吁：“对于地方征兵，务须从缓办理，以重生产而安地方。”显然，钱氏对国民党破坏无锡生产秩序的强烈不满开始显现，工商界人士也多持有同样的观点。

由是观之，自1947年起，钱氏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他在与国民政府关于“税务”问题的交锋中，采取了更为主动和坚定的态度。他多次以无锡商会的名义，上书财政部、经济部、江苏省税务局等各级政府，要求降低税收。类似请求减税免税的报告，几乎占据了1947-1948年无锡商会档案总量的三分之一。诸如：1947年，为维持粮价，安定民心，钱孙卿代表无锡商会与江苏省商会联合恳请财政部继续免征粮食营业税。同时，为了挽救处于濒临破产的工商业者，无锡商会还提出了免征1948年下半年营利所得税的申请。这些行动体现了钱孙卿代表无锡工商界向政府施加影响的决心。尤其在粮食营业税议题上，钱孙卿还向江苏省临时参议会发出了书面陈述，控诉道：“江苏税捐繁重，亦几竭泽而渔。税中有税，如营业税，……此外，地方自卫有附加，道路建设有特捐，教师补助有输金，劳军救济有募派，……地方不胜诛求，人民疲于奔命。”究其根本，钱孙卿认为：“商会可以劝导商人依法纳税，而亦不能不顾全地方培养税源。”虽然钱氏与商会同仁多方奔走呼号，但自1947年夏季后，这些向中央的减税请求都被驳回，减税无望，只能忍让承受不合理的赋税。他致书江苏省临时参议会，感慨说：“江苏税捐繁重，亦几竭泽而渔。”

1948年9月，要求减税的钱孙卿甚至被江苏省政府官员苛责道：“在此戡乱建国期间，商人应认清当前局势，尽量忍耐。”可见，在“戡乱”体制下，无锡工商业者不仅需要承受繁重的捐税负担，国民政府还对其参与政治、经济活动作出诸多限制，这突显了国民政府在汲取财源和稳定局势之间的必然矛盾。

综上所述，尽管商会会长钱孙卿与同仁竭力维护无锡工商业的发展，但他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尤其《全国总动员案》实施之后，钱孙卿对于南京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不良政策已无力施加影响。此外，“戡乱动员”的举措进一步恶化了无锡的工商生态，大大加剧了无锡工商界和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面对种种混乱与矛盾，国民政府已经很难重塑其信誉了。此时，钱孙卿已经对国民党非常失望了。

国共“竞争”中钱孙卿的最终抉择

1948年，国统区经济状况危机显现的同时，国共双方军事实力对比也在发生根本变化。毛泽东断言中共将“必然走向全国的胜利”。为图日后发展，双方在更大领域展开竞争。这场竞争不仅限于军事对抗，更扩展至经济和社会领域，特别是在争取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源方面。双方都试图吸引工商界人士，以获取资金、工厂、技术和劳动力等关键工业要素为巩固政权打下基础。虽然国共的目标一致，但方式手段却大相径庭。这标志着在政权变更前夕，国共两党争取工商群体的“竞争”拉开序幕。

1948年8月19日，为缓解恶性通货膨胀，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行“金圆券”改革。改革从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限定物价，用金圆券取代法币几方面入手。其中限制物价关系到金圆券改革的成败，为更好管制经济，行政院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上海区由俞鸿钧、蒋经国分任正副督导。

上海是无锡工业产品的主要输出地和商品的进口地，两者的经济唇齿相依。初到上海，蒋经国就遇到无锡工人向他求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有几个工人跪在地上，他们都是无锡火车站上的工人，向我要求为其解决生活问题。”蒋经国因无法帮忙，“心中非常难过”。对此，蒋经国认为：“问题是要能够无条件地将物价压下来。”为加强经济管制，上海区增设物资调节、稽查、物价审议委员会三大机构，彻底执行沪区经济检查工作。并且，上海督导区的管辖范围已经扩大到三省二市（含无锡）。

为配合上海区经济管制，蒋经国提出：“无锡商人若是需要买货，则由沪锡两地同业公会负责办理。”若商品物资需出入无锡，则须持有放行证。为方便工厂产品外运，10月20日，钱孙卿向县政府提请明示如何出运，因为“各工厂半制品须送沪厂继续加工，或有制成品须运沪销售者，并不适用采购证”（图七）。通过行业公会买卖的初始目的是为打破黑市继而稳定物价。蒋经国的改革举措虽然获得了无锡工商业者支持，但是实际上也阻碍了正常的商品贸易。

图七 《本会建议物资管制各要点仰祈鉴核分别施行》（1948年10月20日）

在钱孙卿看来，蒋经国实行限价不顾及成本的做法，将会让无锡工厂很难维持下去。因此，他认为国民党此举“欲望物资畅流，不虞缺乏，难如登天”。不久，因经济管制导致的物资短缺，引发了无锡市民的抢购潮，“不到月余，无锡北塘大街、中山路上，到处只见抢购人潮，各商店存货，十室九空”。10月底，蒋经国在上海的失败，宣告物价管制彻底放开，新的物价上涨风潮如潮水般涌来。工商业生产经营难，工人罢工重现。诸如，因物价狂涨，“厂方未合理调整无锡丝厂女工工资，全县50余家丝厂女工宣布全部停工，静候厂方解决”。面对金圆券改革造成的危害，钱孙卿向立法、监察两院发起申诉如下：“此在商会立场，尤不能不为商人鸣不平也。此次收兑金钞尽出民间盖藏，实多中产阶级，所谓当代豪门，究竟占有几成？”

究其根本，此次改革已经深度触及无锡工商业的利益。为稳定物价、维持生产，钱孙卿所在的无锡商会选择配合由蒋经国主导的上海区经济管制。然而，“金圆券”改革失败加之淮河战场上的军事失利让钱孙卿对国民政府倍感失望。

随着政局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工商领袖的心态也呈复杂演进之态。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前解放战争多发生在长江以北，而无锡地处南京和上海之间，暂时远离战火。然而，1948年底，随着国民党在东北、徐州、华北战场的节节败退，钱孙卿身为商会会长并不仅仅担心个人安危，他更加关注的是解放大军即将渡江的战争后果，即无锡的工商业在战后是否能继续经营，以及战火烧到无锡，地方秩序恐会陷入混乱，殃及抗战后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工商业。

毛泽东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为进一步保障新解放城市的工商业恢复，毛泽东1948年4月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指出：“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因为该政策适用于所有新解放的城市，所以相关电文被广泛传达。根据这一政策，新解放区开始解决接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运转。

更为重要的是，与抗日战争不同，国共内战终究是内政问题，不牵涉国际关系。为维持地方计，钱氏开始准备维护无锡在政权变更之际的稳定。如钱孙卿在《私乘》中写道：“与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时的混乱情形不同的是，现在是国内问题，如果自己先来一个未乱先慌，不必等真的变局届临，情形就不可收拾。”回到政权变更的场景中，阅读过地下党送来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钱孙卿，为使中共在无锡取得胜利前后，无锡工商业不致陷入混乱，遂决定接受地下党的建议，与苏北的中共接洽和平解放无锡的后续事宜。

除此之外，钱孙卿主动联系苏北的共产党政权，其原因除了对国民党政权完全丧失信心之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自身情况的考虑：

首先，钱孙卿不愿到国外去当“白华”。他这一点想法是和无锡当时两个最大的家族企业领头人荣德生、程敬堂等一样。1949年时，荣德生74岁、程敬堂64岁、钱孙卿62岁，都到了耳顺古稀之年，且三人家中都儿孙满堂。他们毕生致力于无锡地方的工商发展，而且对于无锡的文化、交通、旅游、慈善也有很多的建设，如荣德生、程敬堂等都捐资创办大中小学校、图书馆等，荣德生铺设了荣巷到市区的马路，修桥百余座；购地植梅修筑“为天下布芳馨”的梅园；为工人建设厂医院、职工宿舍，开设夜校补习班等。即便财力有限，钱孙卿在慈善和教育事业上也极为投入。1947年，他就积极参与了私立江南大学的创建，1949年，该校面临极大困境时，他勇于担任校董，协助荣毅仁的相关工作。

其次，钱孙卿希望终老故乡。抗战后，钱孙卿（基厚）、钱基博这对同胞兄弟的家庭生活恢复了正常，“于于如如，子弟齐茁挺秀”。传统中国人对于家庭和睦、子孙满堂的重视，往往超过对享受物质财富的追求。此外，“钱孙卿只会说无锡话，与不懂无锡话的外地人交流，需要有人帮助其翻译无锡口音成普通话。钱孙卿如果去了香港和海外，他听不懂也不会说粤语和英语，与当地社会交流起来会非常困难”。对钱孙卿、荣德生等工商界老人而言，终其一生于故乡，是他们最朴素且根本的愿望。

第三，钱孙卿在新政权下继续扮演政商沟通的桥梁角色。沟通政商、维护工商业界利益，是钱孙卿担任商会主席的追求。他作为民国无锡工商界大佬们信任和重视的人物，并无自己的工厂和商店，其日常的主要开销，是依靠荣德生、唐星海等地方大企业家来供给的。“钱孙卿离开无锡去海外，不仅会失去原来的工作，更将面临经济来源的断绝。更何况钱家并未积累足够的财富支持他在海外过上寓公的生活。如果在解放后，钱孙卿成为沟通共产党与地方工商界的重要人物，凭借在无锡商会和地方社会二十余年的深耕，钱孙卿不仅能确保稳定收入，还可维持其受各界重视的地位，为新政权建设无锡服务。”

由上可见，钱孙卿一旦离开无锡，失去了他所服务和依靠的庞大的无锡工商界人士，他自己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也正合了其女儿的口述：“钱孙卿就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无锡。”

与此同时，中共华中工委在无锡对钱孙卿、荣德生的统战工作，也给钱孙卿留锡吃了定心丸。1948年春夏，华中工委认识到革命战争势必会向江南推进，给华中一地委江南工委、二地委社会部下达指示：“敌人在继续败退下，内部所产生的分化动摇，中间人士进一步倾向我。”1948年5月，华中工委决定调整江南党组织，华中一、二、九地委分别成立江南工作委员会。当中，中共第九地委江南委员会的书记包厚昌与钱孙卿的助手李惕平曾有私人关系。有了联系的渠道之后，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及其他地下党组织在该指示下先后派员到无锡开展策反及上层统战工作。

中共江南工委通过李惕平的关系找到钱孙卿，使钱氏更容易接纳和面见来访者。1948年初冬，中共江南工委代表人杨汗通过李惕平与钱孙卿取得联系，杨汗一面向钱孙卿转述中共解放区政策，一面请钱氏出面“组织工商界稳定情绪，搞好生产，工厂不可外迁”。

为了实现留在无锡，与中共合作的愿望，钱孙卿从维护地方治安、派员去苏北这两个方面入手做了准备：

其一是组织地方群众自卫。先是组织企业进行防卫，以保护企业免受国民党撤退前的破坏；接着是为解放大军到达无锡之前，为应对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人员撤离后的治安真空，出面维持治安。因为，钱孙卿坚信：“走的（企业外迁）可以一走了之，留的就不能不考虑怎样留下来。”留下来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在此基础上保持并发展。在他看来：“京沪线目前应重视的，不是战和大局，而是地方未乱先慌的问题。”基于江苏省工业协会、无锡县商会为基础建立的“无锡县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组织”就很具代表性。该社团旨在：“（一）防止一切破坏社会秩序之行动。（二）保卫并巩固生产组织，防止一切阻扰生产事业之行动……（五）协调劳资关系，鼓励社会互助，增进人民就业机会。”

其二是响应中共号召，选派工商代表或地方上有威望的人士与中共会谈，共同商讨无锡的和平解放事项。1948年12月25日，杨汗向中共华中二地委社会部长沈毅汇报无锡情况后，旋即得到“邀请无锡工商界代表钱孙卿和李惕平赴苏北会谈”的任务。钱氏接到邀请后当即认定：“党的这一决定，确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给大家指出了一条明路。”随之，经荣德生委托，1949年2月17日，由钱孙卿的次子钱钟汉代表荣德生，无锡《人报》正副主编孙德先、袁鹤皋二人代表无锡地方，前往苏北与中共华中工委管文尉和陈丕显商谈。最后钱钟汉见到了管文蔚等中共领导，他们慨然应允荣德生所提出的“所希望的是共产党来后仍能让工厂开工生产，做生意能有保障”。由此，在钱孙卿、荣德生等商界领袖的积极推动以及中共的有效协调下，1949年4月23日，正值渡江战役之际，由商会组织力量顺利地和平交接城市。无锡的商市、工厂均得以完好保存（图八）。无锡解放后，钱孙卿又发动工商界捐出巨量大米。据米行负责人王仲卿回忆：“很多工商资本家主动自愿多捐，支前筹粮基本没有阻力，工作十分顺利。从5月初至8月底，实际筹集支前大米近10万石。”这表明钱孙卿领导无锡工商业者支援渡江战役后续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八 《人民解放军入城，无锡解放了》，《人报》（无锡），1949年4月24日，第1版

结语

从商会会长的个体视角考察抗战后地方社会与经济时不难发现，他们在政权交替之际的心态抉择曾发生数次转变。作为主流说法，战后国民党对工商团体的控制可谓空前绝后，商人、企业家、商会对国民党政府处于弱势。揆诸前文，当有商榷之处。尽管钱孙卿曾对国民政府和无锡县政府作出妥协，但他通过经济手段反抗县政府对商会的控制，并逐渐转向中共，最终协助解放军解放无锡，这一事实不容否认。可见，该阶段无锡地方社会的工商业者面对国民党政权时并非全然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国民党与共产党推行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差异在工商业者选择留在无锡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乃至成为影响其抉择的核心因素之一。既有研究表明，近世江浙商人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波动的基础上。北伐前后的某些商人则会主动与政治力量结合，以追求个人财富与名望。但是，个体企业家及工商界领袖的政治取向转变并不单一围绕于政治或经济因素，而时常呈现出复杂面相。

从钱孙卿的个人视角看，政权变更前夕，无锡有多方势力的竞争和角逐，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复杂态势。当中，无论是与地方的情感联系、企业利益还是政商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工商群体的心态和抉择。以钱孙卿为代表的无锡工商群体为维持地方工商计，最终舍弃国民党选择共产党。无锡工商群体中有选择离开大陆的，有坚定地留在无锡的，我们不应片面地认定当时留下的就是爱国的，离开的就是不爱国的，因为这仅仅是工商群体面临政权变更之际的临时抉择而已。高家龙曾就刘鸿生为个案揭示了商人在民族主义和跨国生意网络之间反复考量的现象。而在无锡，不少工商业主就是因为相信钱孙卿的为人和对局势的判断，和他一起留在难以割舍的故乡无锡，迎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解读抗战后政权变革之际无锡以钱孙卿、荣德生为首的锡商群体的选择，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政权鼎革之际，处理资产阶级去留问题上的统合能力。我们需要注意到无锡工商群体在去留之间的抉择，是对共产党与国民党所持私营工商业政策和实际态度的反复考量。当中亦涉及政府如何运用公权力发展工商业的问题，也正如马敏所指出：“政府权力的正确运用涉及营造官、商之间，政府与民众社会之间一种良性的互动。”为团结私人资本，进而瓦解国民党政权，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确立了对私营工商业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在这一时期，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由此可见，中共在政策上认可了民族企业家的历史作用，为其顺利完成无锡的统合工作提供了坚实支撑。

综上所述，在研究战后工商群体时，应基于其自身处境和视角出发。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揭示政权变革之际历史的复杂性，还能深入探讨中共建政前后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帮助我们去还原历史，更好地理解中共领导人、资产阶级、商会会长等各方人物，在此过程中兼顾各方的统合智慧、由疑到信的政治态度，以及颇为艰难的人生抉择。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抗战后无锡商会档案的整理与研究（1945-1949）”（项目批准号：20BZS095）阶段性研究成果；另外，特别感谢无锡市档案史志馆提供了丰富的档案史料，对本文写作与研究给予大力支持。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4年第12期，作者袁逸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周孜正[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题为《政治变局中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的困顿与抉择（1945-1949）：基于无锡商会档案的分析》。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