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上海高校学者共同发起了“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系列活动工作坊。日前，由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光启语文研究院主办，复旦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同济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中文系共同召集的工作坊第三期“人文视阈下的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近40多名与会者参加工作坊，围绕相关议题进行分享与研讨。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何浩作为“特约观察员”对本次工作坊的观察发言，原题为《革命文学如何面对中学语文教育？》。

何浩作观察发言

作为此次工作坊的观察员，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强烈感受：

第一，会议筹备的认真和用心是我参加过的会议中所少见的。此次工作坊聚焦点之一是中学语文教育，以它为核心辐射大学文学教育。中学语文教师和大学文学教师是其教育的承担者。会务组为了呈现当前教育状况，访谈了上海诸多中学语文教师，访谈稿总量超过了20万字，仅上海某区某中学的高中语文教师，访谈稿就达到8万字。这篇8万字的访谈稿对我理解当下中学语文教育现状非常有帮助。会议手册中精选的相关文献，对我理解中学语文教育的历史脉络，也非常有益。且在参会人员结构中，会务组有意邀请了老中青三代中学教师和高校文学教师，而相关主题又涉及传统文学教育和新媒体文学教育等，这样的结构设计，对我这样过于缺乏相关了解的人，很易于从直观上就能获得多方面的感知。

第二，语文教育大讨论始于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推出的三篇文章。我们把上海师大的这次会议主题看作是对27年前这次讨论的延续也未尝不可。1997年讨论中，表现活跃、起主要推动和深化作用的，不少人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薛毅、钱理群、温儒敏、王富仁、孔庆东、摩罗等等，如果再加上与此讨论中的人文性密切相关的、1993年推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王晓明、陈思和，会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占比更大。中学生的语文教育为何特别引发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们的兴趣？这仍是我感到好奇的地方。相对而言，不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和外国文学研究界介入不算多，中国古代思想、古代哲学研究界也少有人介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研究界到底存在何种特质，使其在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屡屡能及时发现和提出公共性议题，推动中国知识界检讨自身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对我来说，仍是需要继续思考的谜。

第三，我本人也深受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而成长，但我自己的学术工作似乎很自然就聚焦到文学领域的某些学术问题讨论之中，并没有思考过语文教育的特别性。这次参会听会，才意识到语文教育看似处于文学研究领域的边缘，但也可以说文学帝国必须拿出最核心的技术，才有可能在此地开荒拓土。

这与中学语文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有关。它的对象是中学生，未成年人。如何理解和界定中学生不同于成年人之处，也决定了我们如何运用文学于中学语文教育之处。中学生的经验积累都不足，不便于教授过于复杂、需要诸多环节的仔细考量才能相对把握其内在构成的问题。这使得中学教育与大学或学术研究相区别。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关于未成年人的分科化的语文（或文学）教育。但中国古代也拿出了每个时代自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精华的部分，用于教学。如四书五经、《声律启蒙》、“三百千千”等。那现代中国的文学能拿出哪些来与之匹敌？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哪些篇目适合今天的中国教育？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积累吗？现代中国的中学教育，目标到底是什么？语文教育承担何种功能？

这次会议在另一个层面直接冲击我的是，由于我常年聚焦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会场中我必须思考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如何应用于未成年人的语文教育？选哪些篇目？课堂怎么讲？这次参会人员中，有薛毅、詹丹、倪文尖等等解读文学作品方面非常出色的学者。他们对作品体察之细腻、分析之深入，对僵化意识形态解读的犀利批评当然都是第一流的，我自叹弗如。但我还是会有疑惑，他们对作品的解读，包括对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解读，仍然更多是从文学性的层面来展开。可这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全部吗？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之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别之处，是这些吗？如果这样来解读，跟我们解读古代文学、西方文学、五四文学，有什么区别呢？比如目前对课文《百合花》的解读，非常文学性，而革命性因素则只是附加的，不吸引人的，外在于文学性的。进一步说，“革命”之于“文学”，当然也要区分不同阶段，很多时候，革命对于文学是压抑性的，作品质量很差；可在革命文学的活跃期，革命没有改变文学的某些核心要素吗？想到这里，我才意识到，围绕中学语文教育的思考，其实是在逼问我自己的工作特性。但也正因此，我很清楚，当下要给未成年人讲授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困难。就目前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和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来说，当然非常巨大，且具有巨大创造性；但确实也尚未达到能够简便总结为便于未成年人感知和掌握的某些固定美学方式和路径。目前革命文学中能被简便总结出来的美学形态，往往又是极其僵化教条的。甚至就常年浸润于此领域的学者来说，要讲清楚到底“革命”之于“文学”施加了什么，使得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必须被当作特别有益于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而得到特别重视，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到底要怎么面对和处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就是很棘手的问题。我现在甚至对中学语文教育中如果放置太多革命文学作品，会对中学教师的有效教学带来多大压力感到担忧。这是我平时思考中很少会碰到的阻碍。这个阻碍反过来让我反思，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中不同人群的意义和位置。与之相应的一个问题是，现代中国的立国文化根基是否应该有更多不同层面，才能更好的相互配合。

第四，正因为受困于这样的阻碍，再加上丰富的访谈，促使我想进一步了解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怎么才能整体性地有效发挥人文层面的作用？我撇开语文课文讲授的层面，向受访者请教了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四五十岁的中年老师，他们怎么面对现在的语文教育？她的回答是，在他们学校，大多是没法适应，选择躺平。因为现在的语文教育体制所要求的教学让二十年前更加能够自由发挥的教学方式无所适从，现在的学生所面对的现实，也是令他们自身感到困惑的现实。在会场中，中年中学语文教师也确实谈到语文教育中的诸多困难和不满。我把这些不满看作是他们现实困惑的另一种表达。毕竟，现实（升学率）、学生、学校、教材、社会氛围，包括他们自己，都已经在这二三十年中大变。而年轻老师多处于虽不满意、但勉力适应的状态。那在一个中学中，在面对不断改革的教材教学时，我们大致就可以构建出一个由不同思想观念状态的老师群体组成的教学队伍，这些教学队伍的工作热情、工作经验、工作方式存在相当差异，他们在理解、实践何种教学才能为今天的中国培养出更具有理解力、领悟力、同情心的未成年人时，也各不相同。

可相对来说，虽然他们各有差异，但他们又大多是1980年代之后的高校文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师资队伍。1980年代以来的高校文学教育又逐渐由强调文学性的观念、排斥革命文学的观念占据上风。那理解中学语文教育实际上就跟理解高校文学教育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而近20年以来，学术界对于如何理解“革命文学”虽多有号召，但具体落实到如何分析革命文学的文学性，推进程度并不如人意。这里的困难之一在于，在已有的“革命文学”作品中，革命真正施加于文学的部分，大多体现在文学文本定型之前的创作环节，也就是大多体现在作品成型之前。成型之后的革命文学作品的美学形态，至少目前看起来，学术界的深入讨论并不够多。这也导致与研究相关的教育环节，很难从文本层面将革命文学之为革命文学的部分讲清楚。可事实上，恰恰是革命文学之为革命文学的部分，也即革命要求文学重新感知、面对现实世界的诸多特别要素，可以帮助我们激活文学教育、语文教育的诸多层面。比如，革命文学要求作家重新面对现实世界的构成，要求作家在深入每个具体环境的构成过程中，来重构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在这个基础上，再展开写作。这就要求作家和他的作品，都要充分面对变化的具体世界。即便在创作过程中，这些感知都必须落实为具体的文本结构、语言节奏、叙事方式，但革命文学中的文学不是只与文本相关。这样的文学观念中，文学一定要渗透到学校的氛围、课堂的交流、师生的互动、操场的散步、走廊的相遇等等环节的感知理解中，才有可能被学生切实感知到。这就要求语文老师尽可能多地与学生有课本之外的相互看见，要求学校在鼓励或批评学生时的价值方向、优秀学生的评选机制，要求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策导向等等方面，都要做相应调整。这也是我对目前的“人文视阈”却更多只讨论文学文本或课文的不满足。我仍想提到王安忆的小说《分母》对于我们今天从“人文视阈”来理解教育的重要性。王富仁曾非常有启发地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讨论1997年为何会发生语文教育大讨论，我想说的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的今天，重新讨论王安忆的《分母》，可能对我们如何理解“人文”会非常有帮助。

第五，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革命文学中的革命和文学在中学被分为思政课和语文课。中学的思政课内容极为丰富，不过可自由发挥的空间更小。但据我很少的思政课旁听经验来说，初中生对于思政课上必然涉及的诸多现实问题的讨论相当有热情，甚至高于语文课上的热情。可思政课老师们普遍反映说，学生对思政课毫无热情，觉得抽象、虚假。就我的听课经验而言，更多的问题也许存在于学生在思政课上的思考热情，完全得不到老师的回应。或被直接打断，或直接告诉标准答案。这里面不仅需要考虑教学管理的层面，也有诸多思政课老师们或许基于各种压力、也对思政课本身没有热情，不愿过多准备一些便于活跃学生思考的课件。革命文学之所以在现有的分科情况下使教学极为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革命文学之特别，恰恰在于它很难用既有美学方式把自身经验凝练在文本之中，而是把文学、思政、历史等等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学类型。它是无法把文学文本单独剥离出来进行教学的一种文学类型。刚才谈到的对语文老师的要求，事实上是要求语文老师在日常中与学生尽量充分就各种现实状况展开交流、讨论，主题当然包括思政、历史、地理等等，更关键的是，讨论的契机和氛围，特别有赖于老师的灵敏捕捉、把握和调动，构造出各种契机，并推动学生基于其各自不同的能力、条件，养成各种灵敏感觉。在其中，文学活力的体察和养成，不是停留于文本文字，而是基于生活和文本的相互激荡。要让文学的灵敏感觉渗透到所有环节中。文学教育如果只是教导学生如何在情感上同情他人，却完全不顾学生自己以及他人所遭遇的现实不公、委屈，不知如何在有限条件下营造能激发学生向上冲动、保护弱者的冲动、切实可感的责任感的环境、机制，那这样的文学很难说是一种充沛的“人文”。思政课如果不能活跃回应学生（包括老师自己）对于变化现实的疑惑，同样很自然会被当作教条而遭厌恶。文学如果要帮助学生对生命在现实中的遭遇越来越有兴趣，那文学一定要思考基于文本解读的文学教育如何才能向生命所处的历史-现实敞开。我自己的理解是，文学教育应该思考如何在这个层面上对人的全面教育和滋养做出贡献才行。革命文学恰恰不只是在文学文本层面，而是在新的文学实践形态、路径、观念层面，在如何与整个现实状况形成互动的层面，可以为“人文视阈”提供另一种思考。越是考虑到这一层面，在革命文学研究尚不够成熟的时候，我们越应对如何选择、选择哪些革命文学作品进入中学教材要格外慎重，宁缺毋滥。

第六，1997年语文教育大讨论是由几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发起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经验中，应该是有某种特别的特质，使得其研究者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常年阅读中，生发出对现实问题如此的敏感性和责任感。这不仅是少数人专业领域的问题，如果考虑到文学与社会的广泛互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这种特质，应该对应着中国社会中某些尚未被问题化的重要层面（当然，中学语文教师队伍中有大量古代文学专业出身，限于篇幅，本文先仅限于我较为熟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谈）。上海师范大学的几位资深教授当年就参与和推动了语文教育的讨论，近30年了，他们在这所师范院校培养了大量中学教师，这些深受几位资深教授影响的老师们又在各自工作中传递着对学生的人文关切。跟踪这一发展脉络，深度访谈诸多师生，旁及地方作协文联的生态，以及对不同社会成员交往方式的深入描述，将中学语文教育和大学文学教育放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视野里来把握，我们是否可以获得理解当代中国发展形态的一个难得契机？并在这样的反复探寻中，思考社会规则应如何调整，训练和捕捉社会规则暂时很难有效做出巨大调整时的许多瞬间还可如何被打开。课堂上学生的提问如果很尖锐，不妨帮他再尖锐一些，让学生切实感觉到他的尖锐可以撕开坚壁，敞露出思想的广阔天地。我们不知道哪个环节会是我们期待的教育爆破点，但爆破点一定存在，一定会出现。上师大在语文教育方面的深厚历史，不正来自于薛毅、詹丹等老师们的坚定和坚持吗？这样看来，上海师大举办这场活动实在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这次会议选择这一主题，也是冷嘉和夏天这些年轻教师们对于自身传统的自觉。非常期待这一主题能被持续讨论，也期待这样的讨论能把我们带向当代中国一个阔大而隐秘的开阔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