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引发了对“他者”身份的讨论，特别是关于美国如何定义自身的问题。在这次选举中，特朗普通过强调“我们不是谁”来挑战传统的国家认同，从而激发了公众对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思考。这一策略不仅反映了特朗普个人的政治策略，也揭示了美国社会内部对于身份、归属和归属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1885年3月4日，当克利夫兰总统卸任离开白宫时，比他小足足27岁的妻子吩咐白宫的工作人员好好维保家具，因为他们四年后还会回到白宫当主人。克利夫兰果然再次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在之后的130多年里，他都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两度当选且任期不连续的总统。直到2024年11月，特朗普再度续写历史，明年1月20日，他也将回到白宫，成为历史上第二位两度当选且任期不连续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 视觉中国 图

特朗普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例如减税、去管制、降福利、反对妇女堕胎权、反对给予LGBTQ人群特别权利、偏爱效率胜于公平、偏爱秩序胜于自由等政治主张与传统的共和党人相去无几。其另类之处在于他呼吁美墨边境建墙以限制非法移民，到处脱钩、强加关税、反对自由贸易，试图通过制造业转移国内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主张。

简言之，打击非法移民，限制合法移民，强加关税，制造业本土化是特朗普“使美国再次伟大”纲领最大的卖点。学界普遍认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白人是他最重要的支持群体。然而，事实上特朗普的很多施政纲领并不能使这部分人受益。他们之所以对官司缠身的特朗普钟爱有加，对其众多丑闻视而不见，最根本的原因是基于差异性的认同模式。

所以，特朗普获胜的秘诀不仅在于他传统的共和党政策主张吸引了传统共和党的支持者，更主要的是他政治主张的核心支持者抱持着从“我们不是谁”达到“我们是谁”的反向国家认同模式。

习惯性寻找“他者”：美国的反向国家认同模式

国家认同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我们是谁”的共性认识，一方面是对“我们不是谁”差异性认识，即通过“我们”与“他们”的差异性认识达到我们是谁的共性认识。

早在殖民初期，新大陆民众对新大陆认同的特点就是通过“我们不是谁”来达成“我们是谁”的认识。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是以宗教反叛者的角色来定义自己，是以非英国圣公会教徒的身份来寻求群体认同以达到群体团结。

在独立战争时期，由于殖民地的移民基本上都是英国人或其后裔，所以殖民地居民无法在文化上与母国英国相割裂。因此，他们就试图在政治上与英国做出区别，把英国政府贴上暴政、贵族和压迫的标签，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是民主、平等与共和。这种在认识论上将“我们”与“他们”相区别，成为彼时美国民众国家认同的最显著特点。   

这种通过“我们不是谁”而达到“我们是谁”的反向国家认同，导致美国需要不断寻找与自己具有差异性的“他者”而来达到团结。最早的“他者”是未开化的印第安人。直到19世纪末，美国都是以欧洲为参照物来定义自己。对美国人而言，欧洲意味着过时、落后，压迫与不平等。相反，美国则代表未来、进步、自由、平等与共和。

19世纪末，随着经济崛起，美国逐渐把自己视为欧美文明的领导者，并开始寻找新的“他者”、新的挑战者，以促进国家认同与团结。二战后，美国自封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在以丘吉尔铁幕演说为肇始标志的冷战中，美国找到了新的“他者”。冷战结束后，美国人突然感到，“没有冷战，做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至此，美国成为了亨廷顿所说的“孤独的超级大国”。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通过“我们不是谁”来定义“我们是谁”的国家认同方式使美国习惯性地寻找“他者”。

同时，国家认同是一种主观性的社会构建物，可以通过政策机制进行干预与构建。换而言之，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政策机制来弥合国家认同的分裂，以提升民众对“我们是谁”的共识，从而不再依赖于寻找“他者”，可以使国民对共同的文化内涵达成更好的共识，或使国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增强国家认同。然而，在这两个方面，美国政府的政策机制都失败了。事实上，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美国，通过政策机制进行同化教育已经在政治上成为不可能。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盛行的美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人民越来越难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今，通过“我们不是谁”而来达到“我们是谁”的反向认同无奈地成为部分美国人最主要的认同模式。

虽然非职业政客，经商出身的特朗普却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大群体中强烈的反向认同思维模式。所以，特朗普明知美墨边境修墙花费巨大，收效甚微，把一千多万非法移民遣送出国根本不可能，但他仍然兜售修墙、驱逐非法移民、限制合法移民的政策，目的就是为了迎合了这部分人的认同模式。对这部分群体而言，他们收入停滞，地位卑微，成为了自己国家的陌生人。因此，特朗普的主张与他们不谋而合。特朗普声称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将降低犯罪率、节省财政开支、降低高涨的住房价格，而对移民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却只字不提。

“绝望之死”背后国家认同模式的撕裂

国家认同存在两种不同的认同模式，第一种是内在的，具有包容性、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具体内涵的共识性认同。第二种是外在的、具有排他性的对自己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差异性的认识。本世纪以来，美国国内各阶层、各族裔群体无法对“我们是谁”的内涵达成共识，因而采用强调差异性的“我们不是谁”的手段来弥补国内各阶层在国家认同上的分裂。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撕裂了不同阶层之间国家认同的模式，出现了精英的超国家认同与普通民众的反向国家认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美国社会目前存在着两种经济主体：面向世界的国际经济主体，面向国内的民族经济主体。前者利用全球的资源配置进行生产，而后者更多地依赖于国内的市场和资源，承受着外来竞争。代表前者的政治势力要求政府延续自由开放政策，延续全球化路线；代表后者的政治势力要求政府实施民族主义政策扭转全球化对其负面影响。

正是在此背景下，多数精英人士成为一种超国家主义者。他们的活动都呈现出跨国性，他们从不同的国家获得其生产与生活资料，掌握着重要的经济文化资源，漠视国家认同，鼓励超国家身份，并放弃对自己国家和同胞承担义务。

对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这种精英群体的超国家身份带来的是工作岗位的对外迁移，带来的是他们与外国劳工的竞争，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国际义务，带来的是他国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冲击。同时，更为主要的是这一切使他们的经济地位下降，生活水平的恶化。美国政府本可以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通过再分配、财政补贴等公共政策来改善这部分群体的生活。然而，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所主导的经济政策完全忽视了这部分群体所处的经济困境，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群体认同模式撕裂加剧。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与黑人群体在人均寿命及经济收入等各方面逐渐呈现出收入增长停滞、人均寿命竟逐步走低的情形。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凯斯（Anne Case）与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将此现象称为“绝望之死”。

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群体对近况的不满。在经济政策方面，特朗普试图把自己装扮成这些群体的代言人。在商学院接受过教育的特朗普应该清楚地知道，经济的发展源自劳动分工所带来的效率提高，而劳动在更大地域，更多领域进一步分工是不可逆的历史趋势。同时，美国也将从国际劳动分工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但是，为了迎合核心支持者，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经济政策上，他批判经济全球化，主张限制自由贸易，对进口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政策，从而试图把制造业搬回美国。其实，这种政策的后果并不是制造业向美国回流，而是美国消费者为关税买单，进一步提高本已高企的通货膨胀。

如今的美国更需要一个“重要的他者”

如果反向国家认同模式在国家认同过程中处于凸显状态，当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处于上升期时，在对外关系上就会采取扩张与干预政策，以传播其自认为优越的价值观与经济政治制度（例如冷战时期）；当其经济与军事实力独霸世界时，在对外关系上，这个国家就会强行推行政权更替，会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民主与自由制度的政策（例如二十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而当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处于下降状态时，美国例外论思想就会使美国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以防止他国对本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的侵入（如今的美国）。

所以，特朗普批判前政府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政策，反对现政府对乌克兰大笔军事援助，要求北约各国提高自身承担国防开支的义务，以及到处退出各项国际协定，采取一种孤立主义的经济与外交政策，正是对美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处于下降趋势的表征。

可以预见，美国民众对国家认同的分裂将会持续，而寻找与其具有差异性的“他者”是弥合分裂、团结民众最便捷的手段。这种“他者”是事实上的“他者”还是想象中的“他者”并不重要。在社会、政治或经济危机时期，在国家认同中凸显“重要的他者”有助于应对危机，还可以将之作为内部危机的替罪羊。在美国现有的国内矛盾处境下，“谁是美国人”也就转换成了“谁是美国竞争对手”这一问题，由此产生的对“重要的他者”的遏制政策也将是长期的，不会随着白宫更换主人以及国会多数党改换门庭而改变。

（朱洪达，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