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维（Donald Haraway）是当代西方思想界最具冲击力的理论家之一。但是，国内对她的关注还是有些“不在点上”。因为，大多数人主要讨论的，仍然是她对学界时髦话题的关切，例如“后人类”话语和赛博格问题。但是，就欧美主流学界的讨论来说，哈拉维的激进性包含了更为深刻的维度。首先，生物学背景让她一开始就站在人类中心主义之外来讨论人和其它生命之间的关系；其次，她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训练，尤其是受到法国哲学家康吉兰（Georges Canguilhem）的影响，让她不再持有以某种“正确/错误”为中心的生物演化立场，而是强调生命本身在分化和重组中的多元共生和共振；最后，她的批判女性主义立场，让她警惕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一切权力关系。

因此，阅读《伴侣物种宣言》最妙的地方，就是读懂哈拉维的两难修辞。“伴侣物种”并非我们要理解和善待的动物；相反，它们的存在以我们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系统的文化/自然交缠关系为前提。我们要尊重、理解和爱护其它物种，并不仅仅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而且是因为它们同样塑造我们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位置和功能。理解了它们的存在、行动和危机，也就理解了我们的限度、能动性和危机，并能进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逻辑、话语机制和独特危机。

这就让哈拉维此书独特的思想效能凸显出来。联系到当代中国的生态文化和文学研究中，哈拉维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著。这部分源于她的晦涩，更多地源于她论述旨归的深刻。就此书而言，“伴侣物种”的意义并不是让人们理解动物和爱护特定或所有动物，而是为了让人理解资本主义自然-社会生态系统本身。后者的复杂性在于，在塑造动物界的自然和社会等级制的同时，也借由人类社会与动物种群的关系，塑造了人类内部的“种族”和“等级”。正如哈拉维所述，被作为工具的牧羊犬，让印第安人被归化、压迫和灭绝，从而确立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等级关系；而去工具化的犬类，塑造了收容所、绝育机构和宠物产业等一系列后工业动物殖民体系，也让豢养者在“血统”、“宜人性”和“科学驯养”的引导下，区分了彼此的等级（有闲阶层愿意驯养纯种狗，中产阶级愿意喂养流浪狗、“未开化者”弃养狗）。从这一意义上，人同一切物种，已经是这一体系下的“难兄难弟”，即必然的伴侣物种。这一相伴而行的积极性，也许只有人们对系统的危机有积极洞察，并在局部和整体上锐意改革时，才具有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