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诗人叶嘉莹，于2024年11月24日下午逝世，享年100岁。本文节选自《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增订本）》（三联书店2019-9）。

文 | 叶嘉莹

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而且胸无大志。所以大学毕业后，就老老实实去教中学，并没有像现在的年青人，有许多要上研究所或出国的理想，更从来没有过要成为什么学者专家的念头。我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什么预定的理想目标，我只不过是一直以诚实和认真的态度，在古典诗歌的教研道路上不断辛勤工作着的一个诗词爱好者而已。而且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我对于自己从来没有以学者自期，对于自己的作品也从来没有以学术著作自许。然而数十年来我却一直生活在不断讲学和写作的勤劳工作之中，直到现在我虽然已退休二十多年了，但我对工作的勤劳，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之所以有不懈的工作的动力，其实就正是因为我并没有要成为学者的动机的缘故，因为如果有了明确的动机，一旦达到目的，就会失去动力而懈怠。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全是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因此无论是写作也好，讲授也好，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认为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当然在传达的过程中，我也需要凭借一些知识与学问作为一种说明的手段和工具。我在讲课时，常常对同学们说，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在他们的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而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要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在这种以生命相融汇、相感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与是否成为一个学者，是否获得什么学术成就，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我本来是一个完全从旧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从小所受的训练就是对古典诗文的熟读和背诵。我父亲和我的老师都是老北大的外文系毕业的，经常提醒我学习英文的重要，但是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学校就把英文课减少到每周只有两小时了。中学毕业时，我没有为将来的出路与收入多加考虑，就按自己的兴趣考入了辅仁大学国文系，英文课也只上了一年，辅仁大学的中文系就再也没有英文课了。大学毕业后从中学教到大学，从一般的古文教到诗词的专著，一直再也没接触过英文。完全没有想到过出国，更别提什么中西文学理论的结合。

我后来出国教书，是台湾大学派我去的。我先生因为他被关了那么多年，不想在台湾呆了，非要出去。可是他自己又出不去，所以看到我有机会出去，就坚持让我把孩子先带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而更巧的是那时大陆是封闭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来往，欧美的学者想学中文的都得去台湾学，而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中国古典诗词都是我教，教育部教育电视台办的“大学国文广播教学”课程也是我在教，他们也别无选择，就都到我班上来听课，后来他们又要求把我交换到国外去。那时我本来也不敢去，因为我英文也差不多忘光了，怎么跟那些洋学生去打交道。

我们全家都到了北美以后，为了全家的生活，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了加拿大U.B.C大学用英文教书的工作。我不但每天要查着英文字典来备课，还要查着字典批改作业，看考试卷子和研究生论文。不过尽管就是这样困难，也没有影响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本来的热爱，我仍然是想把诗歌中的一种感发生命，要尽力传述和表达出来。我的英语虽然并不高明，但学生的反应很好。所以我觉得人真的要靠逼，逼也就逼出来了。我如果不是被这样逼着，我的英文肯定早就忘光了。像顾先生对我说的要求，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天下的事情真是很难说，不知道是怎样的机缘成就了你。我就是这样被逼着非要查生字，时间长了，我的英文水平慢慢提高了。我不但好为人师，也好为人弟子。我就常常去旁听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课程，借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来看，每当我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时，心里就非常高兴，当我面对一些主观、抽象的传统诗话而无法向西方学生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时，就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说法，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西方有一位解析符号学女学者克里斯特娃（Kristeva）说“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无论那是什么理论”。也许克氏所说的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她自己足以自创一种理论的缘故；而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我认为“理论”只是一种捕鱼的“筌”；而我的目的只是在得“鱼”，并不在制“筌”。我在早年读书时，见到过一首小诗，“彩云影里神仙现，手把红罗扇遮面，直须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我在教书和写作中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只不过是因为仙人在彩云影里，若隐若现，有时一下子看不清楚，我只是借用罗扇的方位来指向仙人而已。

70年代摄于哈佛燕京研究室。

我小时在家里读书，第一本开蒙的读物就是《论语》。我当时对《论语》中所记述的孔子的仁者与智者的境界，当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悟，但是我对于书中所记述的有关人生修养的话，却有一种直观的感动和好奇，比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时的震动好奇和深深地被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我只是想“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怎么说早上懂了这个东西，晚上死了都不白活？还有“五十而知天命”，那么知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当时确实不懂，但这些话确实曾给了我一种震撼，引起了我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当然我自己本是一个平凡的人，真正遇到忧患挫伤的打击时，我的承担能力就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回想我一生，遭遇了三次沉重的打击。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击就是1941年我母亲的去世。那时我的故乡北平已经沦陷有4年之久，父亲远在后方多年没有音信。我那时也只有十七岁，身为长姐，我要照顾两个弟弟，而小弟当时只有九岁，生活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沦陷区，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一般说来，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母亲去世后，我感受最强的是一种突然失去荫蔽的所谓“孤露”的悲哀，这在我当时所写的《哭母诗》及《母亡后接父书》等一些诗中有明白的表现。对于当时物质生活的艰苦，我不仅并不在意，而且能够采取一种以坚强的意志来担荷苦难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我想大约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因为我小时候背诵的《论语》、《孟子》里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那些使人自信和自立的话，在我心里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因为我的老师顾先生，他自己虽然体弱多病，但在他的讲课中所教导我们的，却是一种坚强的担荷精神。我当时背诵得最熟的是他的一首《鹧鸪天》：

说到人生剑已鸣，血花染得战袍腥。身经大小百余阵，羞说生前身后名。心未老，鬓犹青。尚堪鞍马事长征。秋宵月落银河黯，认取明星是将星。

受顾先生的影响，我也一改以前多愁善感的诗风，写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的诗句，来表达我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态度。古人说：欲成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锻来。苦难的打击是一种挫伤，但同时也是一种锻炼。我想这种体悟，大概可以说是我在第一次打击的考验下，所经历的一段心路历程。

1943年与顾随（前坐者）及同班同学在顾家合影，后排右二为叶嘉莹。

第二次打击对我其实是最重的，它几乎影响了我一生。陶渊明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说“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当第一次打击到来时，衣食虽然艰苦，但生活基本上是稳定的，我不仅可以不改常规的读书上学，在学业上有师友的鼓励支持，在生活上还有伯父、伯母的关怀照顾。所以苦难对于我才能够成为一种锻炼，而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第二次打击到来时完全不是这样了。那时我已远离家人师友，身在台湾。我先生被海军拘捕死生未卜，当我经过拘审带着女儿从警察局出来以后，不仅没有一间可以栖身的“敝庐”，而且连一张可以安眠的“床席”也没有。这还不算最大的痛苦，其实最大的痛苦是来自于我先生本身的问题。

关于我的先生，这是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愿意提起的，那是很难以想象的。1978年我在《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那本书的后叙里也简单说过一点，但那都是非常表面的、非常浮浅的，真正的情况我没有写，我所说的其实已经隐藏了很多难以诉说的事情。我说他从监狱出来以后性情发生变异，实际上是一个借口，我不愿意只说他的不好，就归罪于多年的监禁使他变成这样。其实不然，是他本来就是如此的。我不肯说，是因为我一向不愿意说别人的坏话，何况是自己家里的事情，所以一直替他隐瞒了很多，现在有些事我以为也还是不说为好。

前面我提到我跟赵钟荪认识是因为他的堂姐是我中学的英文老师，不管赵钟荪怎么样，我回来以后还去看望过他堂姐，因为她毕竟是我的老师，其实她并不大跟赵钟荪来往。那时我还不知道赵钟荪曾经做过一些为亲友所不齿的事，她跟我说了很多话，我不大懂她的意思，后来才明白她是知道赵钟荪做的那些事情的。

这么多年，我虽然一直不对人说这些事，但是我的诗里其实写了一些我的婚姻之不如意。在我的诗词稿里，收了三首，1976年，我大女儿去世时，我写了《哭女诗十首》，其中最后一首曾经说：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辛酸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辛酸说向谁。”说真的，我人生最伤痛的就是这件事，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后两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我吃苦耐劳的什么都做，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当然我是为了我们的家，也为了两个孩子。我的大女儿当初跟我一起被关，赵钟荪被关了将近四年，是我一个人带着她，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也是相依为命度过的那几年啊！所以我说“一生劳瘁竟何为”。

这首诗大家还是不大容易看出来的，后边我还写了一首《天壤》：

逝尽韶华不可寻，空余天壤蕴悲深。投炉铁铸终生错，食蓼虫悲一世心。萧艾欺兰偏共命，鸱枭贪鼠嚇鹓禽。回头三十年间事，肠断哀絃感不禁。

这首诗不解释的话，其实一般人也还是看不出来，而我当时之所以这样写，也就是不想让人家看出来。因为中国的旧传统，对于婚姻的事情是不说的。做妻子的无论有什么样的不幸，一般都是不说出来的，这是中国传统做女子的一种妇德。但是婚姻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事实。像秋瑾她写了跟丈夫的事，那都是解放的、进步的女子。虽然秋瑾所处的年代比我更早，可是她的革命思想比我开放。我是在旧家庭长大的，比较保守，所以多年来我从来不说。

这首诗的题目是摘取第二句里的两个字。李商隐的很多诗都是这样做的，《诗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摘取一首诗里的两个字做题目是可以的，这个题目不会有人注意。“天壤”其实有个典故，是说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她觉得王家有不少的才智之士，而她嫁的这个丈夫没有那么好的才华。所以她结婚以后，常常说他们王家的子弟都有这样那样的才华，“不意天壤之间竟有王郎”，就是说，没想到天地之间有像王郎这样的人，她的意思是对她的丈夫不满意。所以如果有心人看到“天壤”这两个字，知道这个典故，就能看出来我这是写婚姻的不如意。只不过谢道韫还只是因为丈夫才华不够好而生的感慨，而我与她则完全不同，因为我所遇到的人是一个完全无法理喻的人，是你们一般人所难以想象出来的一种人。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宽厚、容让的，一个人但凡有点感情、有点理性，我也是能够跟他相处的。而且我平生也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没有才能，没有工作，或者学问低就看不起人家。我从来不这样想，我尽量希望把事情做好，可是他就是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毁掉。1971年的时候，严复的女儿请我去西雅图大学教书，因为我已经被UBC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就介绍我先生去了。可是一年以后他就回来了。为什么人家不聘他了，我也不知道，因为凡是他不如意的事，从来不许我问。他回来以后，就又开始整天发脾气。那时候过圣诞节，我不愿意在我们艰苦的时候，让孩子们觉得人家过圣诞节都挺高兴的，我们家怎么不同。我的愁苦从来不跟孩子说，总是愿意她们都好好的。我就买了圣诞树，而且装饰得漂漂亮亮的。我还给每一个人都买了礼物，让大家高兴高兴。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上去就把它毁了，把树上的装饰扔了一地。他这个人整个美感的经验、品味跟人家也都不一样。比如说温哥华我家的院子里有很多树，对于树木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它枝叶扶苏的样子，但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找人把那些树的枝子都给剪了，那些大树，叶子那一部分都没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很粗的树干。人家都很奇怪，问我你们家这是什么树，怎么都这样子。我真是没有办法，我也争不过他，为了避免跟他吵架，我就把一切都放弃了。所以我们家一切的事情，都是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件事我也写过一首诗，人家也不大能看出来的，是1985年写的，题为《为茶花作》：

记得花开好，曾经斗雪霜。坚贞原自诩，剪伐定堪伤。雨夕风晨里，苔阶石径旁。未甘憔悴尽，一朵尚留芳。

“记得花开好，曾经斗雪霜”因为茶花开的很早，有的时候温哥华还在下雪，茶花就已经开了；“坚贞原自诩，剪伐定堪伤”，我这是说茶花能耐风雪严寒，它的品格是坚贞的，可是它遭到剪伐，被人给伤害了；“雨夕风晨里，苔阶石径旁”，我是说不管风雪朝暮，我们家这棵茶花仍然在院子的台阶石径旁站立着；“未甘憔悴尽，一朵尚留芳”，虽然在这种挫折中，虽然别的枝子都被剪掉了，可还是有一朵花绽开了自己的芬芳。我这是说茶花自己有这样的持守。在人生的风雪朝暮中，我也是这样的。

1948年结婚照

我想我们的婚姻也许最初就是一个错误。说起来我跟我先生当时也认识了两年多，我那时年轻，样子也不错，他追求我。那时他对我是绝对有感情的，这是绝对不假的，可是我对他呢？我可以说，完全没有使我心动的感觉。所以有人问我初恋的经验，我说我没有，我这样说并不是表示我当年怎么样的保守，是真的没有。我说以前也有些人给我写信，我都不回，如果当时真的有一个人我也觉得很好，我也愿意的话，我也不是绝对不回信的。只是我并没有觉得哪一个写信的人值得我回，所以我不回信。跟赵钟荪认识是因为有好几层关系，主要是因为他堂姐是我的老师，他妹妹是我同年不同班的同学，我不能不理他；而我的同学侯瑛的男朋友跟他是同事；而且他有个同学的弟弟跟我弟弟是同学，所以他就借着题目总到我们家来，后来时间长了，他对我也不错。我这个人真的是好心办错事，他那时又失业又生病，他为什么丢了工作，我也不知道，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的姐夫给他在南京找了一个工作，可是他说我不跟他订婚他就不去。我想既然他对我也不错，他为了我的缘故不肯离开北京，他又失业又生病的，他的姐夫给他在南京找个事，机会也不容易，而且我那时曾经以为他是因为常请假到北京来看我,所以才失去工作的,自己觉得对他应有所弥补,因此既然他说如果跟我订了婚他就去，就算了吧。这是我当初的一个错误。他跟我交朋友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我常常想，人家那些小说、电影都把爱情说得那么美好，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我应该承认，我既然对他真的没有爱过，那么不管他是贫病交迫，我也不应该因为同情就答应他，所以我是好心办了错事。后来我虽然尽我的力量，希望做一个好妻子，家里的责任我该尽的都尽了，我也能吃苦耐劳，而且独立工作支撑整个家庭,但是其实没有爱情。这一点我想他也会感觉到。可能他以为我从前没有爱情，结婚以后就会有的。可是结婚以后就更没有了，因为从前我还是同情他的，结婚以后我就发现他跟我很多地方在本质上相差太远了。但是我还是尽量想做得好一点，我是一个很尽责的人，不管是做妻子，还是做主妇，我都尽我的责任。可是爱情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让它有它就有的，你觉得应该有它就有的。再加上后来他又不得意，被关了很多年，因此变得无理而狂暴,何况他本性就是一个自私而怪僻的人。我想他的心里也有相当的矛盾。

我现在这样说，其实已经对他没有什么怨恨。我引过一首王安石的诗，题目是《拟寒山拾得》。后来我才发现，我所记住的与原诗并不完全一样，但我更喜欢自己记住的诗句：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这是说风把瓦从屋顶上吹落下来，把我的头打破了；“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瓦自己也被摔碎了，不只是我头破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人类的众生之间造作了很多恩怨的事情，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某一种因素；“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你也不用恨这个瓦，这个瓦也是不由自主的。他天生来这种性格，那也无可奈何。他受过的教育，就是以男子为中心，可是事实上他在社会上的能力又不能达到这一切，是社会的因素和他生来性格上的因素造成的这种状况。

我想这人生，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你落到什么地方，不是你所能掌握的，你不知道会落到哪里。可是不管落到哪里，无论命运或者机遇把你落到哪里，你都要尽量做好，这是自己应该做到的。我就是这样，不管命运把我抛到哪里，我都愿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做好。

从前小时读的那些道德文章都是人家说的，我并不大懂，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慢慢对中国古圣先贤的理论有了一些体会。古人常常说“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是说你自己应有一种操守，保守你的自身，就如同拿着一块玉一样，你不能让玉摔碎，也不能让玉有污秽、有瑕疵。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好的心情，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我都是这样的。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让别人赞美，而是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本能。我应该对上天，如果从宗教来说，就是对神有一个交待。我想一个人你怎么做、怎么想，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自己，对上天的问题。所以孔子也说：“不怨天，不尤人”，你也不要怨上天，也不要怨别人。“下学而上达”，你脚踏实地地向下努力学习，而使你有一种智慧或者一种觉悟，能够通一种天理。“知我者，其天乎？”这是《论语》里边的话，我当年当然不懂，现在慢慢的懂了。小时我对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很好奇，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知道了。人生要有一种持守，不管落到什么地步，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有自己的持守，不能够失去你自己。

关于我婚姻的不幸，这是我最难以启齿的话题，挺沉重的，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我的人生，完全避开它就不完整，而且它在我人生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只好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1974年摄于U.B.C.校园，长女婚礼，右二为叶嘉莹。

1975年时我的两个女儿相继结婚，我正在庆幸自己终于走完了苦难的路程，可以过几天轻松的日子了。谁知就在1976年春天，我竟然又遭受了更为沉重的第三次打击。我的才结婚不满3年的长女言言竟然与其夫婿宗永廷在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了车祸，夫妻二人同时遇难。这次打击到来时，那真是像从天而降的霹雳。我真没想到我在历尽忧患的余生，竟然会遭遇到如此残酷的不幸。我当时实在是痛不欲生，但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是我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我不得不强忍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去为他们料理丧事。我是一路上流着泪飞往多伦多，又一路上流着泪飞返温哥华的。回到温哥华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家中，避免接触一切友人，因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我自己的悲哀。我仍然是以诗歌来疗治自己的伤痛。我写了十首《哭女诗》，其中第四首写了“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第九首写了“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些诗句。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不过抒发和缓解还不能使我真正从苦痛中超脱出来，我的整体心态仍然是悲苦而自哀的。其实我从50年代，内心一直是悲苦的，多少年来都是如此。一个人其实也很奇怪，可能一定是真的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觉悟，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古人说物必极而后反，也许正因为我的长女言言夫妇的去世给了我一个最沉重的打击，所以使得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一种彻底的觉悟。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当年我对这两句话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如今当我经历了一生的忧苦不幸之后，现在对这两句话才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它使我真的超越了自己的小我，不再只想自己的得失、祸福这些事情，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而且更巧的是，就在我的大女儿1976年去世那一年，大陆“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1977年我再次回国探亲，看到了祖国的中兴气象。我在旅行的时候，看到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使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和寄托，我发现我还可以回国教我喜欢的诗词，我还可以把我继承下来的一些传统回报给自己的国家。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从悲苦中走出来的一个心理过程。我不辞劳苦地投身于回国教书，并且把我的退休金拿出来一半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正是有这样的缘故。“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庵号，“永言”是我的女婿“永廷”和女儿“言言”的名字。前者表示的是我对老师所寄托于我的传承的愿望，后者则表示的是我对青年的继起者的关怀。我现在已完全超出了个人的得失悲喜。我自己用我剩余的生命做着我终生热爱的古典诗词教研的工作，每年春天回到温哥华，秋天回到南开大学，以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拖着这么重的行李往返大洋两岸，我只想为我所热爱的诗词做出自己的努力。

1979年初抵天津与南开大学诸教师合影，右三为叶嘉莹。

回想我平生走过的道路，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伴随了我的一生。我从一个童稚天真的诗词爱好者，首先步入的是古典诗词创作的道路，后来为了谋生的需要，又步入了古典诗词教学的道路，而为了教学的需要，我又步入了古典诗词理论研究的道路。我对于创作、教学和科研本来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何况我还经历了诸多忧患。首先是为了教学与科研的工作，而荒疏了诗词的创作，又为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而没能专心致力于科研。

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没有做出全身心的投入。但是在教学的道路上，虽然我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确实实为教学工作，投入了我大部分的生命。

说到讲课，我跟别人讲的也不一样。别人讲诗是注重知识、背景，我是对于文字里面所传达的生命比较重视，而不是那些现实的、外在的东西。当然现实的、外在的东西不是不重要，可是我的注意力不在那边。我的字也写得不好，我觉得文字只是一个符号，是外表，而时间是宝贵的。所以我的字写的很潦草，我不肯花时间一笔一画的去写。我也曾经想要改善一下我自己，去年暑假我在温哥华下决心写写书法，我写书法的时候，是一笔一画的好好写。可是我一写起文章来，就挡不住了，一下就写得很快了。

我讲课从来不写稿子，你把稿子写出来了，到那一念，什么都死了。虽然温、韦、冯、李这几家的词我常讲，但我每次讲的时候，也都有新鲜的感觉。从这些词人的作品我所发挥出来的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什么东西你一写下来，到时候一念，它就没有一个再成长的过程了。我在讲的时候，我不写出来，虽然这些东西以前也讲过，可是到时候它还是新鲜捧出来的，我当时也在感动之中，所以才能带同学们去感动。

我这个人天生来对现实的东西不大注意，这可能是一种缺陷。我看过林海音的书，她在北京只住了短短的几年，可是她把北京的大街小巷风土人情都写得栩栩如生。我在北京生长了二十几年，那些街道我也都走过，可是好像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而林海音看到那么多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对现实的东西感觉不那么敏锐。我所感觉敏锐的是诗歌里面的东西，诗歌里面的每一个字那种非常微妙的作用我都能感觉到。还不止是诗歌里文字，是诗歌透过文字所表现的生命里面的感受。我常常关在我那个小研究室里面，人家都觉得很闷很无聊。而我由于对于诗歌的喜爱，只要打开书本，书本里所反映的古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品格一下子真的都活起来了，我就可以沉没其中，真是自得其乐。

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与诗词有关系的，不管是讲课、看书还是写稿子，都是与诗词有关的。诗词真的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在想，等我老得跑不动了，就留在大陆养老。我的小女儿说温哥华医疗保健，设备都很好，生活环境也好，应该留在温哥华养老。可是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留在这里，有很多喜欢诗词的学生，我们之间有很多共鸣和感应。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我还可以跟学生在一起，整理我那上千盘的讲课录音。这里有跟随我三十年的学生。三十年的师生保持联系，这天下还有很多；可是三十年来，我每次讲课，这些学生居然还都来听，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我常常问她们，我讲的你们都听过了，可是怎么还来听呀？一般来说，教书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我这铁打的营盘还有铁打的兵！

1987年在北京国家教委礼堂举办唐宋词系列讲座时，接受各报刊记者访问。

我在《诗馨篇》一书的序言里说过：“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生命总有走完的一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命脉，要依靠年轻一代继续传承。

近年来，常常有人问我这些古典的诗词，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够衡量的。近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经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本书的作者认为，美国今日的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经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其结果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令人忧虑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可喜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万万不能丢失了自己民族最淳朴的文化传统。现在有些人，只会数银行的存款有多少，房子有几间；只注重外表的美，争先恐后去做美容手术，却不知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只有内心的美才是恒久的。还有一些人，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丢失了最起码的文明、道德。殊不知情操、品格是自己的操守，不是为别人守的。一个人不能只活在物质世界，那样的人经不住任何打击，也经不住任何诱惑。浑浑噩噩一辈子，无法尽到一代人的责任，只是白白浪费了粮食。学人文学科的，更应该担当起把民族精神命脉传承下去的责任，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责任，我们要承前启后，各自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不能让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我们这一代损毁、丢失。

有人说我在国外生活，温哥华气候又是那么好，你跑回中国去干什么？虽然我在加拿大也有我喜爱的工作，可是在国外工作，不足以完成一个中国古典诗歌教师的使命。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传统是在我们自己本国，要把这个根基和传统延续下去，必须回到中国，去教中国的学生。人生各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我追求的不是享受安逸的生活，我要把我对于诗歌的生命体会，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我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

1999年在驼庵奖学金颁奖仪式上。

孔子晚年总结自己思想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七十三岁就死了，他没有说八十以后怎么样，最近有些访问者常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我的回答是，孔子虽然没有说过八十以后如何，但我自幼诵读论语，深感其中有一句话似乎可以终身行之者，那就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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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增订本）

叶嘉莹口述 张候萍撰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