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8岁。适逢戴逸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推出系列纪念文章，怀念这位新中国清史学科的奠基人。

戴逸

2002年我应戴逸老师之邀参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出任副主任，协助戴逸老师做了大量协调、组织工作。参与了《清史》的设计、立项、撰写、审改各个阶段的学术组织工作，并先后负责典志组、史表组、编审组、篇目组、文献组、出版组、秘书组的学术联络工作，以下是我对协助戴逸老师进行清史纂修的回忆。

一、奔走呼吁四十年

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造就了二十四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这样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曾有过几次纂修《清史》的动议。195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起草清史编纂的规划，戴逸老师就参与了讨论。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再次责成中共中央宣传部筹备纂修《清史》，并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郭影秋担任编委会主任，戴逸老师当年39岁，是最年轻的委员。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清史编纂工作被搁置。“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解散，教师分散到其他学校，郭影秋为了保存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力量，于1972 年建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暂时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内。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小组重回人民大学，改制成为清史研究所。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当年修史动议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多已谢世，戴逸老师是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虽历尽磨难，但纂修清史的信念在戴逸老师心目中从未磨灭。何时完成时代使命，不辜负学界重托，实现《清史》纂修，成了戴逸老师数十年来时刻思考的重要问题。1998年，教育部启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计划，2000年清史研究所入选基地名单。清史研究所讨论科研规划，戴逸老师认为，修史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向国家申报纂修清史方案。[1]2000年12月23日，戴逸老师在接受《瞭望》杂志社记者采访时再次倡议国家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他说：“这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工程……不是三天两天能完成的，必须要有连续的工作班子。或是成立清史馆，或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要有一定的经费，要有一定的编制和规划，希望领导能够考虑。”[2]

戴逸先生的建议得到学界同仁的热烈反馈。2001年3月，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晓秋教授分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交“纂修《清史》正当时”的建议和提案。4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清史编纂座谈会，戴逸老师和李文海邀请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朱家溍、蔡美彪、龚书铎、王晓秋、郭成康、马大正、朱诚如、成崇德等专家学者共商纂修《清史》大事，呼吁尽快启动纂修工程，遂有学术界十三人联名向中央写信，向国家提出“关于纂修大型清史的建议”。与此同时，戴逸老师组织清史研究所同仁进行纂修《清史》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并着手起草纂修《清史》的工作方案。

2001年4月14日，戴逸、李文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代盛事 旷世巨典》一文，阐述编纂清史的意义。同年7月，国务院召集部分部委召开论证会，研讨启动清史纂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戴逸老师做了报告，要点如下：1.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注纂修清史；2.历代修史的传统；3.现在修史的条件和时机：大环境、国家财政、学术准备、盛世修史与文化标志、全国一流专家参加修史、修清史与台湾问题；4.修史机构等问题。在此期间，清史研究所多次修改“清史纂修工作方案”，并向上级主管部门详细汇报编纂体例、编纂篇目、编纂机构、编纂经费、编纂人员等具体实施办法。

200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经过周密调查和审慎考虑，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批示，做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决定。2002年10月，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为组长，十五个部委和相关单位领导参加的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成立。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戴逸老师出任编委会主任，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几代学人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2003年1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召开清史编纂启动会议，提出“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3]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

此时，戴逸老师已经为清史编纂工程的启动，奔走呼吁整整四十年，其中的曲折一言难尽。他在一次会议上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一个史学工作者，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国家修史，这是人生的幸事。”[4]从此开始，戴逸老师不顾古稀之躯，日夜操劳，为清史纂修倾注了全部心血。

二、“一体两翼”的总体布局

清史纂修立项之后，戴逸老师迅速投入到对整体工作的全局设计之中。这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根据戴逸老师的设想，将清史纂修工程分解为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三大板块，形成“一体两翼”的总体构架。

主体工程是指编写一部《清史》，约3000万字，要求观点正确、实事求是、记事翔实、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史料确凿，能够反映21世纪初期中国清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2003年6月4日，戴逸老师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全体专家会议上把清代近300年历史进行了前后贯通的扼要叙述，多方面反映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内容，包括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次讲话中，戴逸老师系统阐明了清朝一代由崛起、兴盛、中衰到灭亡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为了让我们更好理解这条线索，他指出“三百年的清朝历史像一条万里长江，源远流长、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雄伟壮观，你怎么样来认识它？怎么样来认识长江的真面目？你不能把长江的某一个河段、某个景点、某个港湾看作是长江，三峡虽然宏伟，但它只是长江的一部分，不是长江的全部，因此你只能把它浓缩，才能看清它的全貌，浓缩到画在地图上的一条线。虽然长江的本来面貌不是一条蚯蚓般的小线，但只有浓缩到地图上的长江，我们才能看到它的源头、它的入海口、它流经的省份和城市、它接受的支流，也能相对看清它的漫长曲折，看清何处它是奔流的，何处它是拐弯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地图上的长江是最接近于长江的全貌”。戴逸老师认为，为了认识全貌，浓缩是必要的。因此把清朝三百年的历史画了一条线，要求我们对清史要有“鸟瞰式的全景”，才能浑然一体。[5]

基础工程是对国内外有关清代档案、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与出版。戴逸老师认为，整理档案文献可以提高《清史》的质量，纂修《清史》又可以带动文献档案的整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以及分散在各地的清代档案，包括朱批奏折、庚子新档、晚清外务部档案、盛宣怀档案等。此外还有很多满文档案、蒙古文档案、藏文档案、维吾尔文档案、托忒文档案等。戴逸老师很有远见地指出，档案整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们干下去，恐怕好几辈子也干不完，只能开个头。很多档案文献即使整理完成，编纂《清史》可能并不一定能用得上，但可以造福后代，如果不及时做这件事，恐怕再过几年就损失了。

从2003年开始，清史工程编辑和出版五套丛刊，包括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共出版图书240多种，总字数超过20亿字。特别是文献丛刊，收录了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李鸿章等清代名人的文集。另外我们还编了《清代诗文集汇编》，从6万多部清代的诗文集中间，选了4000余种，汇编成801册。《清代诗文集汇编》整理、出版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也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涵括最为全面、卷帙最为浩瀚的断代诗文总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6]五套丛书的出版为21世纪清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三、清史纂修要有世界眼光

清史工程启动之初，戴逸老师就提出，清史编纂要有世界眼光，不能仅仅使用中国的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从中国历史视角看待清史，还要利用外文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从世界历史高度分析评价清史。[7]李岚清副总理在清史纂修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也提出，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为此，国家清史编委会专门设立编译组，主要负责清史海外文献档案及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工作。编译组对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港澳台等海外清史档案文献及研究成果进行调研，获得并出版大量研究报告、成果目录和重要史料。“编译丛刊”成为了海外清史文献和研究成果翻译出版的平台，立项百余项，出版近百种；《清史译丛》成为介绍和翻译海外清史档案文献及研究成果节选的另一个平台。[8]

辅助工程是指筹建档案室、图书室、网络中心和出版中心。对此，戴逸老师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打造一艘航空母舰，光是一艘航空母舰不行，还要有许多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形成一个战斗群”。对于这三大工程的关系，戴逸老师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他明确提出，在人力与财力的基础上，要根据我们的力量，分别轻重缓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新修《清史》作为主体工程，是首先要保障的，需要全力以赴。其他工程虽然也非常重要，但不能冲击主体工程，这样才能对得起中央交付给我们的任务。[9]

戴逸老师的这些设计确定了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内容，奠定了清史纂修的整体格局。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种设计是带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

四、全力有序推进

清史启动之初，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在当代中国，要修一部什么样的清史？究竟采用何种体裁和文体？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所谓“体”，“就是整个史的结构，例就是规则、规范，例定下来就好办了，我就按照例来执行。例要定得不适当，自乱体例，就不行了”。[10]为此，从2003年至2004年，编委会专门设立体裁体例工作小组，戴逸老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召开了八次体裁体例研讨会，邀请各地专家围绕体裁、体例、篇幅等，各抒己见，集思广益，百家争鸣，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研究清史编纂总规划。他为此也把2003年称为纂修清史的“体例年”。

（一）新修清史的谋篇布局

在体裁体例大讨论中，专家学者提出了诸多不同，甚至明显对立的主张，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清朝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今天纂修《清史》是同历史上易代修史的传统直接联系的，自然应采用纪传体，使之成为“二十四史”的后殿，还主张文体用浅易文言；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们今天处在新时代条件下修史，因此，新修《清史》应有创新性，要体现时代精神，主张用当代流行的章节体，不需与“二十四史”挂钩，文体则主张用白话文。

经过近一年的讨论，戴逸老师综合各项意见指出，清史编纂既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修史的传统，应该和已有的二十四史相衔接，吸收已有史书的优点，但清代后期已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跨进，历史内容和单纯的封建社会很不相同，修史的体例、体裁、方法不能不变化，应该超越前史，有所创新。根据戴逸老师的设计，新修《清史》五大部类包括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可以称之为“新综合体”，既继承了传统二十四史的体裁体例，也吸收了20世纪以来逐渐发展形成的新的章节体，可谓纪以通之，志以详之，传以记之，表以系之，图以明之，总起来构成了清代历史的完整面貌。

“通纪”是全书的“总纲”“核心”，以记载史实为主，同时有必要的、紧密结合史实的议论，要求内容系统、史实准确、观点鲜明，要揭示出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相当于一部清代通史。戴逸老师直接负责通纪的策划设计、项目主持人遴选、稿件修订全流程工作，将近400万字的九卷通纪书稿，几乎做到逐字逐句地修改，“满篇皆红”。有的部分还推倒重来，甚至由戴逸老师亲自重写。

“典志”记叙有清一代典章制度沿革变化和广泛的社会生活，相当于传统史书中的“志”。典志在撰写体例和方法上，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书写，使得内容多样的各个篇目在总的体例和风格上能做到基本一致。典志既继承以往，又多有创造。地理志、职官志等，都沿袭了二十四史原有的志目；也有一些传统史书上没有的，例如讲生态环境的“生态环境志”，专门讲边疆治理的“边政志”等，都属新创。

“传记”囊括有清一代之历史人物，分别作传，相当于旧史中的列传部分。设立传记是为了克服章节体史书“见史不见人”的缺点。我们根据人物在清代历史中所处地位、重要程度的不同，以及生平活动史料的多寡，分别设立专传和合传；对于生平活动联系紧密，并且主次地位分明者，还可以设立总传和副传。传记的作用不仅在于表现传主个人，更重要的是从人物角度反映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

“史表”即传统史书中的“表”。史表的设置和撰写，具有显示历史演进之阶段性的意义，并有助于长时段观察清代历史发展的整体特点。《清史·史表》涵盖了皇帝、皇子、皇后和皇妃的系谱，大臣的系谱，还有清代进士的系谱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进士表”，收录了清代进士5万多人。史表部分也有很多新创，比较突出的，如外国驻中国的“使领表”，中国驻外国的 “使领表”以及“中外约章表”。

图录是《清史》的一个重要创新，以图补史，以图明史，以图证史，能够形象、直观地反映历史风貌。二十四史里没有图，但是清代档案文献中保存有很多非常精美的图片。晚清又有更多照片的拍摄。图有几种类型，包括疆域图、作战地图、山脉河流图、城市地图、人物图像、风俗图、耕织图、职贡图等。戴逸老师非常注重图录编纂，不仅设计了图录部分篇章构架，更是多次直接参加图录编纂工作研讨。为了编好图录，我们从2003年到2007年，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收集了包括照片在内的有关图片大约20万张，包括清代的地图、绘画以及近代以来的照片。

自2004年初到2005年，基本完成清史各大部类的立项工作。在这两年之中，编委会共召开11次立项评审会议，共立235个项目，其中主体工程147项，包括通纪11项、典志65项、传记25项、史表23项，还有图录的专项项目23个。到2007年12月，清史编纂项目陆续增至284个，其中主体类项目173个，基础、辅助类项目111个。从2005年的下半年开始一直到2011年，我们组织完成了五大部类173个项目初稿的撰写。

（二）精心组织审改工作

从2008年12月份开始，清史纂修进入审改阶段。戴逸老师非常重视审改工作，他在2009年11月发表了一次讲话，全面阐释了自己对审改工作的基本思路：“审改是清史纂修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目的就是要减少清史编纂中的差错，提高稿件质量。任何文章都要经过修改，甚至是不止一次修改。审改是一个切磋磨合的过程，也是斟酌损益的过程。”如何审改？戴逸老师提出了六条标准：1.政治导向；2.学术水准；3.逻辑结构；4.史料运用；5.语言文字；6.纂写体例。用这六条标准来衡量稿件质量。具体细节上，戴逸老师要求，审改以小改为主，不要大改，不是大拆大卸，不是颠覆性的，不是推倒重来。政治性的错误必须改掉，要十分注意，如外交、民族、宗教等问题务必不出错。关于结构性和体例性的问题，不是审改专家一个人所能解决的，需要二级组来通盘考虑。[11]

我们把审改工作分成一审、二审、三审，审改过程很复杂，尽管我们有严格的体裁体例方面的编撰要求，但是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千余人，每个人的理解程度和行文风格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很难做到浑然一体。但是作为这部书，它必须是一个整体，需要不断打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意识到这部书存在很多重复交叉和遗漏的地方，戴逸老师就提出要“三查”，即查重复、查矛盾、查遗漏。2014年以后，我们对“三查”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018年10月，新修《清史》送审稿完成，计105册、106卷。2019年9月中央把送审稿的审读工作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审读工作有明确的要求、严格的程序，我们一直努力配合审读，同时也在不断打磨修订书稿。这个时候，戴逸先生仍然非常谨慎，他常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件事快要成功的时候，一定要专心致志，竭尽全力，不能功亏一篑，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用心、耐心做好收尾工作，不能辜负国家的委托与人民的期望。

五、清史纂修工作中的三个重要环节

2004 年清史纂修工作启动后，时间紧迫，人员众多，学术组织工作千头万绪。如何在这其中理出头绪，抓住重点，做出整体性布局，显得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戴逸老师遵循学术规律，表现出在学术组织方面的清醒头脑与高度的政治自觉。至少有三项工作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一）开展对清史研究的学术调研

根据戴逸老师的总体设计，我牵头组织开展了清史研究状况与科研力量的调研工作，包括全面了解国内清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动向和研究队伍情况；全面收集、整理20世纪国内学者清史研究著述目录，编制索引；建立清史专家人才库，作为立项时遴选作者的重要参考。

为此，我们确定了11个调研题目，分别是明初修纂《元史》始末研究，清初修纂《明史》始末研究，《清史稿》修纂始末研究，20世纪国内已出版的通史类清史著作综述，1980年以来以俄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综述，1990年以来以日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综述，1990年以来以英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综述，清史研究论文著作目录索引，国内清史研究队伍现状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清史研究领域硕士、博士论文（含未发表）及作者流向，第一期调研综合成果数据库。这项工作从2003年1月立项启动，到5月基本完成，其中的数据库项目延至8月结项。通过这项工作，我们掌握了很多一手数据，做到了心中有数，为后来全面铺开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探索建立责任制

随着各个项目进入实质性撰写阶段，阶段性成果开始提交，如何保证成果质量就显得非常重要。各组在纂修过程中已经逐渐摸索和总结出一些经验，项目中心也就项目管理和成果评估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例、办法，这些都属于责任制范畴。不过，这些工作还不够，清史纂修有很强的学术性，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衔接连贯，又具有较严密的整体性。参加清史纂修的各级项目专家必须在每个层次、每个时段上全方位地提升责任意识，落实和强化责任制。只有每个阶段的项目都合格了，才能顺利进入审改和定稿阶段。当清史纂修进入学术攻坚阶段后，更需要编委会进行整体统筹。2006年之后，我开始协助戴逸老师摸索建立清史纂修的责任制。

经过两三个月时间的调研和准备，编委会主任办公会议多次征求意见，同时与各二级组反复磋商，对责任制问题形成了一些思路。责任制要求各负其责、责任到人、层层把关，下一级项目组对上一级项目组负责，上一级项目组有权对下一级项目组实施问责。我们认为，责任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关系到清史工程的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人，并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清史工程，要做到责、权、利的有机统一。从内容上讲，包括明确责任，实行问责和建立奖惩机制，其中重点是建立怎样的激励机制。清史纂修是学术性很强的文化工程，在建立激励机制时，应努力使之符合人文科学研究的规律。

在落实责任制的过程中，我们制定了成果评估的基本标准，诸如指导思想正确、史料运用规范、结构合理、剪裁得当、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行文流畅等。在责任认定上，我们认为，清史学术质量高低的关键和基础在三、四级项目组，学术质量把关的主要责任单位在二级项目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对全书负总责。为增强审改、定稿工作的力量，我们成立了编审组，负责审阅部分二级项目组已完成结项的送审稿，在政治方向、学术质量、体例结构、文字表述四个方面严格把关，并写出明确的学术评语；对需要进一步修改的书稿，必须提出有分析、有充分理由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修改意见。

2008年5月，编委会形成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和强化责任制的意见》，其中对于强化责任制的重要意义、落实和强化责任制的基本原则、各级项目组的责任定位等问题进行了充分阐释。

（三）形成关于清史纂修中重大学术问题表述的意见

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历史，史事记述多有歧异，对一些重大事件或人物的评价，在学术界也存在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清史》成于众人之手，在纂修中对于同一问题难免会出现众说纷纭甚至相互抵牾的现象，作为一部完整的史书应做到前后一致。为使全书贯通，有必要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表述进行必要的学术规范。所谓“规范”，是指清史纂修应采取的说法，而不是该问题的最终学术结论。

2006年9月，编审组向主任办公会议提出《关于对重大学术争议问题统一编写规范的建议》，戴逸老师对此非常重视，委托我专门负责协调此项工作，进行调研，制定工作方案。2006年12月成立了由我牵头的专题工作小组，并于2007年3月形成了《清史编修中亟待规范的三类问题与解决途径》的讨论稿。此后经过编委会内外专家多次讨论，于2008年8月形成了20篇试写稿。9月7日，戴逸老师在给我的信中指出：“既要修撰清史，重大问题不能规避，不能模棱不定，不能草率评议，对之经过深入研究、缜密考辨后宜有一倾向性意见，旗帜鲜明而立言简要，以待后人之评论、校正，亦不必要以很大篇幅并存异说。”“我们的《清史》应该以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数公民的价值观念作标尺，对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的考衡、慎重的判断，而作简要之阐明。”

此后，经戴逸老师、李文海老师审阅修改，于2009年5月形成了《关于清史纂修中重大学术问题表述的意见》，其中包括十五个问题：清与明之间的战争性质、明清之际的降臣（贰臣）、反抗清朝统治武装活动的表述、康雍乾时期经营边疆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奠定、近代中国由于不平等条约等多种形式丧土失地的历史、关于现今已是周边邻国的清代藩属国的表述，以及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洪秀全、慈禧、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评价等。经 2009年10月16日主任办公会议审定通过，下发编委会业务组和主体工程各课题组，以供纂修工作参照执行。

以上三项工作对于清史纂修整体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学术调研为立项工作的展开奠定良好的基础，责任制的建立完善了清史纂修学术组织工作的激励机制，而重大学术问题表述的规范化保证了清史纂修工作的政治方向。

六、我与戴逸老师交往的点滴

戴逸老师年龄整整大我一轮。最早知戴逸老师之名还是1958年我大学三年级上中国近代史课，指定参考书是戴逸老师当年刚刚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立论和文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确实是高山仰止。1964年，我从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1975年，我参加了蒙古准噶尔部问题研究小组，这是外交部的交办任务。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去请教戴逸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戴逸老师。自此之后，学术交流从未中断。我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工作过程中，得到了戴逸老师多方面教导。戴逸老师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我视他为师，他把我当成朋友。

2002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之后，我被任命为副主任，成了戴逸老师的部下，也是他的助手，他是我名正言顺的领导。那时，我已经64岁。盛世修史，责任重大。20多年来，在戴逸老师带领下，我与各位同仁倾其全力，投入这一宏大浩繁的世纪文化工程中，做了大量协调、组织与审改工作。

戴逸老师在85岁时曾直抒胸怀：“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他用诗歌一般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清史情缘：“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站在高山之巅，凝视先人们走过的那段路程，有喧嚣的朝市，血洗的战场，也有崎岖的山径、冷漠的村庄，一幕又一幕不同的历史场景显示在眼前。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漂荡在汪洋大海之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生活众多的浪潮奔腾澎湃，一个个像雪花似的喷溅，缤纷多彩，目不暇接。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谛听一曲优美的交响曲，有金戈铁马之雄健，有缠绵悱侧之哀怨，有勇往直前之奋进，有神态自若之淡定，各种情感交替迸发，交织映现。阅读和研究清史，展示三百年封建王朝的际遇和命运，匆忙地奔驰过兴、盛、衰、亡的轮回，从盛世的辉煌走向末世的凄凉，其间的经验教训使人感慨，发人深省。”[12]每读到此处，我都不由得感佩戴逸老师那一代学人的人生际遇、文采、胸怀。

2021年9月9日，我们一起去戴逸老师家里看望他，当时他即将迎来95岁生日。那天老人家精神很好，一口气对我们讲了对通纪第9卷有关清末新政与革命党人活动进行修改的想法，但毕竟年事已高，且听力严重下降，我们表示相关意见已落实专家进行修改，请老人家放心、宽心。不久之后，《光明日报》约我撰写一篇《戴逸与清史纂修》。2021年11月12日下午，我带着草稿来到戴逸老师家，他已经坐在办公桌前等我了。文章近5000字，他认真地看，用25分钟，然后含笑说：“很好，谢谢！把我写得太好了！”他的儿子戴寅为我们拍了几张工作合影，又找出几张戴逸老师近照，供《光明日报》刊文时选用。那天我看戴逸老师有些累，没敢久留，匆匆告辞，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面见戴逸老师。

回顾我与戴逸老师近半个世纪的交往，我既是他的学生，从2002年之后又是他的下属，能够遇到像戴逸老师这样一位先生，于我而言确实是人之大幸。戴逸老师的学问人生以及魅力人格，不是作为学生辈的我能来评价的，但从我个人感知感悟的角度留下深刻印象的，大致有三：

一是炽热的家国情怀。戴逸老师在做学问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因为我长期做边疆研究，在编纂清史过程中，凡是涉及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的问题，他首先会找我来问。比如前些年关于“南海仲裁案”，戴逸老师当时特别跟我说：“在我们的《边政志》里边，要设海洋篇，在海洋篇里面一定要把清代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的历史讲清楚。”他的政治敏感性是学术素养的本能反应。他对《边政志》给以特别的关注，多次叮嘱专家有关边界条约签订史实的叙述一定要准确，清政府对边疆的经营与治理一定要立足国家统一的视角来进行评议。同时，戴逸老师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唯物主义，态度鲜明。他坚持太平天国起义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意义，坚决反对曾流布甚广的所谓“邪教”论的歪理邪说。

二是严谨的治学风格。戴逸老师治学严谨，他曾著文对历史学家提出四项要求，即资料、思想、文采、道德，传诵一时，对后辈学人启迪莫大，我也是受教者之一。戴逸老师说：“前人说过，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说的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含义不完全相同，而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采、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位历史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用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13]我个人先后学习戴逸老师所著和主编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深知他是如何将这“四要”贯彻于研究实践之中。尤其是《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考证，厘清了清代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条约的史实，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以史为鉴可供决策部门参阅的精品力作。

三是宽厚的待人之道。戴逸老师是位很好相处的老人，我们编委会开会，是非常愉快的过程。愉快在哪儿？愉快在和谐的氛围。不是说我们没有争议，甚至有几次戴逸老师提一个想法，几位副主任通通反对。听完以后，戴逸老师突然明白了，说怎么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也不生气，始终坚持学术民主，所以我们也有什么说什么。有时候说了，他当时不接受，但是过了一两天，他会说“你们这个主意还是比我好”。戴逸老师喜欢下围棋，他有一句口头禅：“是不是我又下了臭棋了？”不过，有李文海先生，有朱诚如、成崇德和我几个副主任辅佐，我们各有所长，可以形成互补。正因为他待人宽厚，所以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里这种温馨的和谐氛围持续至今，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戴逸老师平易近人还体现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每次有新著面世，他都亲笔题书，并工整盖上赠书印章，以示尊重。我们收到的不仅是给人启迪的学术名著，还是一位慈祥老人关怀后辈的拳拳之心！

【作者简介：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所研究员。本文刊于《清史研究》2025年第一期。】

注释：

[1]成崇德：《启动清史编纂二三事——忆戴逸先生》，《传记文学》2018年第9期。

[2]戴逸：《纂修清史，此其时也》，《瞭望》2001年第8期。

[3]李岚清：《统一思想，团结协作，努力把清史编纂工作做好》，《光明日报》2003年3月13日。

[4]戴逸：《在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座谈会上的讲话》，《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5]戴逸：《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6]戴逸：《〈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序言》，《出版史料》2003年第2期。

[7]戴逸：《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8]徐浩、唐博：《用世界眼光纂修清史——清史纂修编译类工作述要》，《清史研究》2009年第4期。

[9]戴逸：《在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座谈会上的讲话》，《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0]戴逸：《在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座谈会上的讲话》，《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1]戴逸：《清史纂修审改工作会议讲话》（2009年11月16日），《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2]戴逸：《我和清史（代序言）》，《东吴学术》2010年第2期。

[13]戴逸：《资料 思想 文采 道德——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历史教学》199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