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1日，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一项名为“星际之门”（Stargate）的庞大人工智能（AI）基础设施计划，旨在推动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领先地位，预计将投入500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计算设施等关键技术平台。特朗普的这一决策标志着美国再次进入了以AI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赛。此举不仅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视，更折射出美国对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深远谋划。

当地时间2025年1月21日，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了一项名为“Stargate”（星际之门）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视觉中国 图

特朗普携手业界大佬开启“星际之门”

特朗普政府在宣布“星际之门”计划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通过大量的资本投入，建设起全球领先的AI基础设施，以期在未来四年内通过这一计划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该计划由三方力量共同参与——美国的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日本软银集团（Softbank）和美国甲骨文公司（Oracle）。每一方的参与都不仅仅是资金层面的支持，更是战略布局上的深度合作。

首先，作为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OpenAI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处于前沿地位。自成立以来，OpenAI便在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其技术能力对于“星际之门”的推进至关重要。其次，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孙正义，也以其大手笔的投资著称。孙正义在此次计划中的角色尤为重要，因为软银近年来通过大规模投资AI、5G等前沿技术领域，树立了全球技术投资领袖的形象。最后，甲骨文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软件企业之一，其在数据管理、云计算等方面的技术积累也为“星际之门”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三大巨头的合作表明，“星际之门”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项目，更是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次战略性布局。特朗普政府明确指出，AI技术在未来将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而“星际之门”计划将成为美国科技复兴的重要推动力。特朗普政府谋求通过该计划的实施来重塑全球科技格局，巩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霸权。

更进一步讲，特朗普此举的战略意图并非仅仅局限于技术领域，而是通过“星际之门”推行对美有利的全球资源再配置，旨在巩固其在全球科技版图中的领导地位。譬如，在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密切相关的能源供应领域（包括可控核聚变），特朗普政府已经在推翻拜登原定能源政策的基础上，制定更为雄心勃勃的能源产业扩张政策，以满足AI对算力和能源供给不断呈指数攀升的需求。此外，随着AI技术的高速发展，美国或迎来新一波高等教育革新和人才梯队建设浪潮，从而为其产业链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正因如此，特朗普的这一决策引发了全球广泛关注。中国作为全球AI技术的崛起新兴力量，其在AI领域的迅速发展让美国倍感压力。中国政府大力引导投资人工智能，尤其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应用场景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突破，和美国的实力差距正在加速缩小，甚至在越来越多的单项领域已经开始反超。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选择加码AI领域的投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是对中国AI发展的回应。

特朗普、拜登科技“战略竞争”思路的异同

在人工智能领域，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所制定的美国国家发展战略在出发点、动机层面存在高度相似性，即都带有强烈“应激”色彩，都是出于应对外部挑战而产生的“竞争驱动型发展战略”（developing strategy driven by competition）。但两者在手段偏好上存在明显差异。

特朗普的“星际之门”计划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对华战略竞争的思想。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政府在推动科技发展的方式上，与拜登政府有着显著区别。拜登政府更倾向于依赖政府投资、举债来发展特定产业，同时还谋求加强监管（如针对人工智能）。与之不同，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激励私企参与投资，同时降低监管门槛来推动科技进步。这种方式不仅仅体现在AI领域，更在其他政策领域中有所体现。

特朗普政府强调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在“星际之门”计划中，特朗普通过拉拢软银、OpenAI和甲骨文等行业巨头，展示了他对私营企业创新力量的高度依赖。在特朗普的战略思维中，私人企业往往能更高效、更灵活地推动技术创新，而政府的角色则更多是提供支持和引导。这一政策思路明显与拜登政府形成对比。拜登政府执政四年中，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相对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倾向于对这些新兴技术进行监管和限制，尤其是在AI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风险方面。拜登政府对AI发展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社会就业、经济结构以及国家安全带来的不确定性。

2023年10月30日，拜登政府就抢在英国首相苏纳克精心筹备的全球首届多边政府级AI安全讨论正式召开之前，突击签署《关于安全、可靠、可信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the 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Development and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该行政令在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当天已被撤销）。拜登政府试图以该行政令为人工智能安全和保障建立了新的标准，从而争夺并确立美国在AI政府治理领域的全球领导权。

相较于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思维更加激进——尽管特朗普本人并未如拜登那样时常将“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挂在嘴边。他认为美国必须通过加大对新兴技术领域的投资，尤其是AI领域，来实现对全球科技竞争的领先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不仅加速了私营部门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撤销了拜登政府实施的部分监管措施。特朗普认为，限制性监管只会拖慢技术的进步，而AI技术本身的潜力将能够为美国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特朗普看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迅猛发展，认为如果不加快步伐，美国将可能失去在全球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他通过拉动软银等国际资本参与“星际之门”，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与中国等国在AI领域的竞争。此举也将在全球范围产生广泛影响。

总体而言，特朗普式的“战略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企的活力和创新，而非依赖传统的政府主导式投资。这种战略的优势在于，能够更迅速地集聚社会资源，推动技术创新。然而，这种模式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例如技术的过快发展可能带来社会不平等问题、技术对现有行业的冲击等，这些问题在未来可能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议题。

新版“星球大战”？战略陷阱？

特朗普的“星际之门”计划，除了被视为美国AI技术发展的重要一步，也被不少观察者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推出的“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对比。

里根当年曾出台同样雄心勃勃的“星球大战”计划，以便同苏联展开史无前例的太空争夺。对此，苏联针锋相对，大幅提升军事预算，重仓投资航天领域，但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远不如美国，于是最终导致其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内部既有矛盾迅速激化，从而加速其解体、崩塌。

事后，部分国际观察者和美国战略界人士以“事后诸葛亮”的口吻来形容里根政府的“妙计”，认为其“星球大战”计划本身就是一个“战略陷阱”，目的本来就不是真正去进行太空军备竞赛，而是以之为“饵”，诱骗经济孱弱的苏联在军备道路上一骑绝尘、走上“过度扩张”（overstretch）的绝路。

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但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从事后逐步解密的档案以及众多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尽管不排除里根时期美国战略界存在以“星球大战”计划设置“战略诱饵”的考量，但认定太空领域必定成为未来大国博弈主战场、确定美国必须重仓投资从而在“太空冷战”中胜过苏联的观点在当时也的确是主流。只是“星球大战”的计划过于庞大、宏伟，其过高的技术、资金要求使得即便是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也难以满足，于是才有了后来缩水版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System, 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heater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MD）。因此，“拖垮苏联”并不是“星球大战”战略的第一初衷，而只是其导致的客观结果之一；另一结果是美国自身也未能实现该计划，只是由于经济体量、社会治理等层面的优势而熬过了苏联。

这给中国的历史教益是，在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中，必须着力控制成本。只有确保竞争成本符合自身国情、社情且远低于竞争对手，才是可持续的制胜战略。

进一步追问：特朗普的“星际之门”计划是否存在类似的“战略陷阱”？有评论认为，美国通过在AI领域的巨大投入，可能会促使中国加大在AI领域的投入，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并最终影响其社会稳定。然而，这种逻辑过于简化。特朗普的“星际之门”计划在客观上或许也有诱使中国过度扩张的作用，但根本上还是美国应对未来全球科技竞争态势的提前布局。

与“星球大战”计划不同，特朗普的“星际之门”计划不仅仅是对单一技术领域的投入，更是涉及到能源、材料、STEM人才梯队等多个领域的深度融合。这意味着，“星际之门”不仅仅是一个AI技术投资项目，更是一个跨行业、跨国界的战略平台。通过AI技术的突破，美国不仅能够在数字领域取得领先，更可能在能源、材料等关键领域获得突破，这将为美国的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星际之门”计划是否能够实现其宏大的目标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毫无疑问，它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格局注入了新的变量。未来几年内，随着“星际之门”计划的推进，全球科技领域的竞争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特朗普政府是否能够成功驾驭这一项目，最终如何影响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仍有待观察。

综上所述，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应对科技-产业全球竞争的角度出发，中方一方面需要直面美国以“星际之门”计划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发起的正面挑战，密切跟踪其发展趋势，同时又需要严控成本，以更符合中国国情、社情，更能够扬己之长、补己之短的“不对称竞争”模式积极应对。

（王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