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咬死人后，除了捕杀还能做什么？

夫静曼 2024-11-30 内地新闻 1 次浏览 0个评论

顶撞、撕咬、悬赏、捕捉，成了野猪们的代名词。人猪矛盾似乎在这个秋天格外激烈。

近期，陕西安康一县城的庄稼总有被破坏的痕迹，有人带猎狗追赶野猪，后者误闯村民家中，顶撞撕咬老人，老人受惊摔跤，经抢救无效死亡。时间再往前移一点，在南京街头，不时能看到猪哥的身影。其还曾闯入酒店，逃跑时撞到玻璃，路人避之唯恐不及。

骚扰住户、入侵民宅、偷吃食物甚至咬伤家犬的事件还出现在各地。为此，宁夏还招募赏金猎人，旨在解决野猪围城的问题。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野猪的数量已经高达 200 万头，并广泛分布于 28 个省份。

三年前，相似的情形在中国香港也频繁出现。2021 年，在山边公路、市区公路、地铁站、公园，甚至是学校和居民区，都能看到猪猪的身影。伤人事件的数量也是在那一年突然飙升。据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以下简称 " 渔护署 "）统计，那年全港约有 2500 只野猪，因猪受伤者从 2016 年的 4 人，大幅上升至 2021 年的 22 人，仅 11 月一个月更录得高达 6 宗野猪伤人个案。

野猪问题正演变成一个涉及城市管理、公共安全以及生态保护的复杂难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土地开发的加剧，原本栖息郊野山区的野猪逐渐走向城市中心，成为市民生活中的 " 常客 "。野猪的 " 城市化 " 带来了一系列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一些繁华的商业区和人流密集的学校周边，野猪的频繁出现不仅令人感到困扰，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香港也是野猪重灾区，伤人事件频发，但近几年有所改善。香港做了什么，或者说做对了什么？

" 乖啦自己出去，不要被捉 "

" 如遇到野猪时，应保持镇定，切勿主动走近及干扰它们；

请勿接触野猪，包括幼猪；

如有需要，可躲在障碍物后，待野猪离开后才继续前进；

不应用物件抛向或驱赶野猪，以免挑衅野猪而发生危险；

不要困住野猪或阻挡它们的去路；及如受野猪滋扰，可致电本署跟进；如情况紧急，应立刻致电 999 报警求助。"

这是渔护署的温馨提示。

自 2021 年 11 月起，渔护署推行野猪捕捉行动，定期在市区及郊野地区有野猪出没、曾经发生野猪伤人或其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的地点捕捉及人道处理野猪；亦在接获有关野猪的报告时，按需要采取相关行动。

更具体的情形是这样的：接到野猪出没的报告，附近警员抵达现场，用栏杆等阻碍物围住野猪，封锁其活动范围，并与人保持一定距离。警员手持盾牌，与渔护署人员合力围捕，一旁的兽医伺机而动，发射麻醉针，通常要 4~5 针，直到野猪倒地不动，渔护署的工作人员上前用担架将其搬走，进行人道毁灭。

从那时起，截至今年 11 月 25 日，渔护署已进行超过 654 次捕捉行动，人道处理共 1411 头野猪。其中，2023 年每月平均人道处理的野猪数目为 41 头，比 2022 年每月平均 24 头上升约 71%。

此外，渔护署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野猪整体数目约为 1360 头，比 2022 年的约 1830 头减少约 26%；野猪滋扰黑点数目为 21 个，比 2022 年的 42 个减少 50%；野猪伤人个案为 9 宗，比 2022 年的 36 宗下降 75%。

不过，并不是所有野猪都格杀勿论，至少符合一个准则的野猪才会被毁灭：要么是习惯在市区觅食，或习惯主动向人索食，并会从人手上抢去食物，威胁人身安全的野猪；要么曾经袭击过人、发恶的野猪。

如果收到非伤人案，或野猪闯入市区人群聚集地之外的报告，渔护署一般会在一星期内向报案人了解情况并提供相关建议，如有需要会尽快派员进行实地调查，或安排针对性行动捕捉。

系列行动看起来酣畅淋漓，却也带来不少争议。有人认为，人道毁灭过于残忍，应该寻求人猪共存，而不是赶尽杀绝。

三个月前，一只野猪进入停车场，撞伤一名保安，有人报警。在场其他人员却劝野猪快跑，不要被抓，" 猪猪快点出去海皮（注：海边），乖啦自己出去，不要被捉。"

捕杀 or not

此前，香港也有过民间狩猎队。

那时，当地的野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狩猎队不是专门的猎人队伍，而是由有狩猎经验和野生动物管理知识的志愿者组成。团队通过考核获得许可证后，便可开展工作。

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民间狩猎队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如新界和一些偏远的郊野区域，利用捕兽笼、麻醉枪等设备，协助政府部门捕捉，并转移野猪到更远的郊野区，减少野猪与市民的接触。

经验丰富后，狩猎队成员还会提前在野猪可能出现的区域，布置捕捉设施，并动态监测野猪出没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捕捉行动，每年打掉上百头入侵人类领地的野猪。

然而，随着社会对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以及公众对野猪捕捉方式的争议，民间狩猎队的角色引起了不同声音。一方面，民间狩猎队的工作效率和灵活性被肯定，他们常常快速抵达现场，且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部分社会团体和人士开始质疑，狩猎队的捕捉方式是否过于粗暴，是否有更温和的替代方案。这些观点逐渐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最终在 2017 年，狩猎行动被叫停，抓猪行动改由渔护署主要负责。

2019 年，此前颁发的许可证到期不再续发，狩猎队成为历史。

也是在正式接手抓猪行动的这一年，2017 年，渔护署开始做出新尝试。同年年底，渔护署曾推出野猪捕捉及避孕 / 搬迁计划。

两年间，承办商会派出兽医使用麻醉枪捕捉野猪，并会为合适及身体状况良好的野猪注射避孕疫苗和植入芯片，以及佩戴全球定位追踪器，完成后会将这些野猪野放至远离民居及农田的偏远郊区。与此同时，使用自动摄影机及全球定位系统追踪技术，以加强监察野猪数目、分布及活动模式所进行的工作，从而评估计划的成效。其间，渔护署合共安排了超过 350 次行动。

然而，避孕和绝育的速度远远追不上繁殖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