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后来成为明代著名诗人，一生写下无数诗词歌赋，其中许多名篇广受人们喜爱，而目前能够明确的他最早的诗篇，是写于成化二十二年的《怅怅诗》，当时他十七岁。这首诗表达的内容是唐伯虎立志读书，走科举道路。他最关心的便是功名前程，诗中也流露出他对锦绣前景既憧憬又担忧的矛盾心情：

怅怅莫怪少时年，百丈游丝易惹牵。

何岁逢春不惆怅，何处逢情不可怜？

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

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

老后思量应不悔，衲衣持钵院门前。

人们关注并咏叹这首诗，是因为它预示着唐伯虎将在科举道路上经受坎坷，更有一语成谶之意。

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他已与张灵成为好友，且经常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与此同时，他与文质彬彬的文徵明也成为腻友，而且文徵明之父——受人尊敬的官员文林先生，也向唐伯虎敞开了怀抱。

前面已经讲到，唐伯虎十六岁就考进了苏州府学，成为生员。此前，博平知县文林按照惯例前往京城参加吏部举行的官员考核，其子文徵明随行。文林考核成绩优秀，得到了晋升，授官南京太仆寺丞，官阶正六品，掌管军马牧养的事务。官署位于距离南京不远的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

文林父子从北京回到苏州，在准备赴任南京太仆寺丞的日子里，唐伯虎与文徵明相识了。唐伯虎通过文徵明引荐，去拜见其父文林，以求教益，从而获得了赏识。

能够得到文林的青睐和厚爱，这是唐伯虎的幸运。

文林是个热心肠，慧眼识人又爱才。他对唐伯虎用心颇深，犹如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甚至比对自己的孩子更好。比如文家办酒席或是有什么好吃的，文林必定会把唐伯虎叫来一起享用。唐伯虎对此非常感激，曾在致文徵明的信中回忆说：“先太仆（文林）爱寅之俊雅，谓必有成。每每良燕，必呼共之。”

同时，文林又是一个性格率真的人，他爱憎分明，敢于得罪人。他在任博平知县时，得知当地产美梨，“甚美而硕”，梨农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土人岁一贡，率以为常，而蒙害者甚众”。文林认为梨农辛苦劳作，却获利甚微，不利于当地人民，便命人将梨树全伐去。后来文林去南京太仆寺任职，仍旧不改脾气。他上任后发现了诸多弊端，毫不留情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文林始终是位善于思考的长辈。他在滁州为官时，意识到青少年时期正是人生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于是抓紧了对儿子文徵明的思想品德教育。文徵明“随侍往滁，读书务稽古人之德，能自得师”。这就是说，在父亲文林的指导下，文徵明有选择地详读了古代先贤的著作，从古人品行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培养了自己分辨是非的能力。

初识唐伯虎时，文徵明没少被对方取笑，原因是他过着朴素的生活。文徵明不喜打扮，甚至有点儿邋里邋遢。据说文徵明有一双臭脚，又不勤于换袜子，经常把人熏跑。可是，他本质上是个修养极好的人，大事不糊涂，小事不关心。他们的好朋友徐祯卿说，文徵明“性专执，不同于俗。不饰容仪，不近女妓，喜淡薄”。这显然是受了家庭教育的影响。

而唐伯虎此时已开始暴露性格上的缺陷，处世轻浮，爱出风头，不检点自己的行为。他平时喜欢打扮，衣着光鲜，这在崇尚知识的文人圈里虽不是毛病，但也不会加分。他对自己喜欢的人热情奔放，遇到自己反感的则白眼相对，这必然会得罪人。而且，他常常和张灵一起做出许多荒唐举动，这就犯了忌讳，令人反感。而文林“一闻寅纵失，辄痛切督训，不为少假”，就是说，文林一旦听到唐伯虎做了荒唐事，就会痛斥他，不给他找借口。实际上这是文林对晚辈“爱之深，责之切”也。

唐寅《赏菊图》（局部）

面对文林的“痛切督训”，唐伯虎态度诚恳，好像虚心接受了批评，可不久便将批评抛在了脑后。好在他天赋异禀，才华出众，赢得了众人的垂青与厚待，因此在青少年时期并未遭遇多少坎坷，这也算是幸运。

这一时期，苏州文坛上还有几位活跃的人物，他们也都与唐伯虎交游甚多。如与祝允明关系尤其亲密的都穆。都穆这个人少负才名，“七岁能诗，及长，不习章句，泛滥群籍”，说明他不是一个刻板的人，敢于追求新鲜事物。而且，都穆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都要通宵达旦。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都少卿穆》中记载了一则都穆好学的故事：“吴门有娶妇者，夜，大风雨灭烛，遍乞火无应者。杂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扣其门，果得火。”苏州城里的人，夜里若要去寻找火种，必去都穆家，可见其学习之用功。钱谦益还说：“玄敬（都穆）少与唐伯虎交，最莫逆。”

在苏州文坛兴起的古文辞运动中，参与者包括了杨循吉、都穆、祝允明、唐伯虎、文徵明以及后进徐祯卿等人。文徵明回忆说：“年十九还吴，得同志者数人，相与赋诗缀文。于时年盛气锐，不自量度，憪然欲追古人及之。”到了六十岁时，文徵明又在《题希哲手稿》中回忆说：“于时，公（祝允明）年甫二十有四，同时有都君玄敬（都穆）者，与君并以古文名吴中，其年相若，声名亦略相上下……某与唐君伯虎亦追逐其间，文酒倡酬，不间时日……既久困场屋，而忧患乘之，志皆不遂。惟都君稍起进士，仕为徒官。君与唐虽举于乡，亦皆不第……三君已矣！其风流文雅，照映东南，至今犹为人歆羡。”由此也可看到，在弘治元年，都穆、祝允明、唐伯虎、文徵明作为苏州古文辞运动的中青代领袖，各自的人生风采与命运轨迹。

这四个人，在弘治年间形影不离。他们有个相似之处，就是家庭条件都较为优渥，手头宽裕，于是便有闲钱大肆淘买、收藏古书。为得到心仪的古书版本，他们不惜出高价，甚至引来了别人的嗤笑。文徵明自述：“弘治初，余为诸生，与都君元（玄）敬、祝君希哲、唐君子畏，倡为古文辞。争悬金购书，探奇摘异，穷日力不休，僩然皆自以为有得，而众咸笑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吴中四才子”的说法，最早的起源应该在这里，而且是文徵明说出来的，即都穆、祝允明、唐伯虎和文徵明。但是，这四个人中唯一考中进士的都穆后来又被踢出了四人组，换上了另一位进士徐祯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可能跟唐伯虎经历的会试舞弊案有关。传说都穆是告密者，其一度声名狼藉。

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唐伯虎师友圈的外延。

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既望，也就是农历五月十六日，是个盛夏。

这一天有位名叫于孟功的先生要去北京赴任，于是大家为他饯行。沈周画了一幅《高贤饯别图》，有“树、石、桥、亭。亭前一人拱立迎客”。参加饯别雅集者，还有祝允明、徐天全（徐有贞）、袁补之、王酉室（王谷祥）、袁胥台、文徵明、吴宽、彭隆池（彭年）、唐寅、朱大理、杨南峰（杨循吉）、都穆、蔡林屋（蔡羽）等13人，以及侍佣等11人。于孟功后来将诗画合璧，装裱成手卷，沈周作《送于孟功先生赴召入京师序》，裱在画后，落款是“弘治二年仲夏既望，长洲沈周撰并书”。

沈周《高贤饯别图》（局部）

唐伯虎的好友中还有一位博学的布衣朱存理，这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他一生没有别的追求，从小到老，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整天只知道死读书和抄书，甚至都不愿为自己的生计着想，要靠大家的接济才能过日子。文徵明说，朱存理一个人独往独来惯了，懒得与他人接触，可是“惟闻人有奇书，辄从以求，以必得为志。这种活法，逍遥自在，也算是快意人生，大家仍然很尊敬他。朱存理的邻居叫朱凯，两人性情相近，引为知己，因此被众人称为“二朱先生”。

弘治三年四月初八，朱存理约了沈周、唐伯虎等人在渔子沙上雅聚，并请沈周画了一幅《杨花图》。大家见春末柳絮漫飞，相约咏诗。因沈周年长，朱存理恭请他先写，于是沈周吟咏了《柳花》：

扑面吹衣雪点晴，乱纷纷地亚夫营。

借风为力终无赖，与水何缘却托生。

看雀悼金新蕊破，爱蜂撩玉小团轻。

踏歌女子空连臂，唤不归来信薄情。

右咏柳花盖与野航（朱存理）于渔子沙上且约同咏。野航以余长年推先而后竟不复。

朱存理擅作诗。他的诗“精工雅洁，务出新意，得意处追躅古人”，而且他似有强迫症，不肯屈人之下，当他见到沈周的诗写得极佳，就忸怩着不肯写，沈周因此调侃说自己上了一当，犹如“浮白一觥以自罚”，等于自己白白罚了一杯酒。

待沈周《杨花图》装裱后，为填补空白，朱存理又去找唐伯虎，让唐伯虎将其诗抄录于后。朱存理比唐伯虎年长二十六岁，年近半百。他为什么单单挑选唐伯虎抄录自己的诗？无须多想，一定是朱存理认为在那一场雅聚上，唯有沈周和唐伯虎的诗写得最好，而且唐伯虎的书法也佳。在“明代四大画家沈周、唐寅、文徵明及仇英中，唐氏天才最高”，这是古今较为一致的认识。

于是唐伯虎写道：

细雨庭除复送春，倦游肌骨对佳人。

瓶中芍药如归客，镜里年华属妄尘。

夜与寸心争蜡烛，泪将残酒共罗巾。

石州词调扬州梦，收拾东风又一巡。

右送春一律，野航命录杨花卷后，盖以其慨伤相数故也。吴 趋唐寅。

朱存理一辈子活得天真率性，常常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处世，不顾及他人感受。又有一次，他去请沈周作山水画，竟然拿出了四丈的巨纸。沈周一看，吓坏了，说“余惮其长，以谢不能”。沈周的意思是：你拿来的宣纸太长了，我画不了这么大的画。可是朱存理根本不予理睬，自顾自地将画纸在画案上铺好，然后逼迫沈周作画。沈周无奈，硬着头皮画完一段，实在不想画了，就搁下了画笔。朱存理也不急，徐徐收起画纸，然后下一次再来，继续把画纸铺好……沈周碍于情面，最终还是乖乖地满足了朱存理的要求。这就是沈周《为朱存理作设色山水》的由来，此卷长约12米半（1263厘米）。

由此可见，在唐伯虎的交游圈里，大多数人是其父兄辈。众人心怀坦荡，都赞赏唐伯虎的才华，认可他的诗、书、画。而年轻人要想上进，就应该与有学问的前辈多交游。

从以上故事可以大略看出，唐伯虎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苏州交游圈。

本文节选自《唐伯虎传》（孙炜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