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正在重构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态。与人类独享创作特权的传统文学场域不同，AI技术的介入模糊了创作主体的边界，从文本生成到意象构建，从情感表达到美学经验，智能写作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参与文学生产。与简单的辅助工具不同，AI创作展现出独特的算法逻辑与美学特征，这使得当代诗歌创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将在这场技术革命中呈现怎样的新面貌？诗人们如何看待并回应这种创作范式的转变？对此问题，一直关注AI写作实验及其问题的诗人、学者于2024年11月底在上海大学当代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诗歌与AI”工作坊上，分别从“‘新诗之歌’的尝试”、“两种‘黑盒子’：AI与人脑”、“一种全新的文艺形式的生成”等论题切入，对人工智能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及其可能性展开了深入而富有洞见的探讨。本次工作坊由上海大学教授、诗评家钱文亮主持，杨铁军、翟月琴、朱春婷、曹僧、晓松、王子瓜、顾甦泳、马晓萱、黄艺兰等诗评家与创作者等参加。

工作坊现场

会议伊始，诗人曹僧首先分享了国内一批青年诗人已经开展的诗歌实验——“新诗之歌”活动。据曹僧介绍，始于2024年4月的“新诗之歌”实验，是他与炎石等青年诗人共同开展的创新尝试，其核心是利用Suno AI等智能音乐创作平台，将新诗文本转化为声音艺术形式，他们精心打造了公众号“新诗之歌”，并将这一创新形式命名为“音阅”，旨在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新诗的魅力，改变人们对新诗严肃、刻板的印象。目前，他们还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就是以音乐阅读的独特方式推出“百年新诗”选本。关于“新诗之歌”实验的技术实践过程，曹僧讲解说，从Suno AI到网易云音乐、抖音等众多平台都在积极开发音乐AI技术，在把诗歌输入给AI音乐模型进行转化的过程中，他们的团队充分考虑诗歌的声音特质，通过选择合适的音乐类型和关键词来匹配诗歌风格。但他们也面临着技术挑战，即因为1990年代以来诗歌叙事性增强、诗行变长，需要对分行进行调整以适应歌词形式。为构建音乐结构，他们借鉴了《诗经》常用的重复手法，在声音流中建立记忆点。尽管目前技术仍有局限，但曹僧对此却持乐观态度，期待能实现声轨分离等更高级的功能。关于“新诗之歌”的命名，曹僧认为这不仅体现了新诗的音乐性，更强调了对语言表达的重视。他将“歌”理解为一种隐喻，体现了当下诗学变革的内在需求。从历史角度看，诗歌本应具有多维度的表现形式，而不应仅限于视觉阅读。在播放曹僧的《后花园》（结合AI的音乐化诗歌作品）后，与会者更加意识到AI技术与诗歌艺术的结合正在开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新阶段。

《新诗之歌》专辑封面

呼应曹僧的观点，诗人王子瓜指出，近现代以来的诗歌观念日趋狭隘，纯诗与生活的距离不断拉大。而AI技术的介入或许能够重新激活诗歌的音乐性，使其从“死”的文字回归到有声的艺术形式。他特别提到江弱水的《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一文，认为诗歌的音乐性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识形态意义，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可能催生出全新的文艺样式，而非仅仅改变新诗格局。

本次工作坊的第二个论题“‘黑盒子’：AI与人脑”，则是由诗人翻译家杨铁军打开。他首先回顾了新诗百年发展历程，指出这是一个诗歌不断丧失阵地的过程。但他同时肯定了当下诗人如曹僧等人借助新技术探索诗歌新可能的尝试，认为这种努力虽难以完全恢复新诗的传统功能，却可能催生新的艺术样式。而后，作为一位从比较文学转向计算机科学的学者，杨铁军着重介绍了AI系统中最具突破性的神经元网络技术。他指出，尽管当前AI系统的节点已超过人脑，但在本质上仍无法完全模拟人脑功能。这种差异源于两个“黑盒子”的根本区别：AI通过不断调整权重来“学习”，而人脑的运作机制则远比这复杂得多。最后，杨铁军从哲学角度探讨了人类研究AI的深层动机，借用海德格尔的观点，他指出这体现了人类试图突破自身限制的野心，“这就像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他形象地比喻道，“如果AI真能完全取代人类，那就意味着人类达到了‘神’的地位。”杨铁军的跨学科背景使他能够既看到技术发展的潜力，也认识到人类创造力的独特价值，为当下AI与艺术创作的讨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杨铁军的跨学科思考引发了与会者热烈的研讨。诗人朱春婷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表达了对 AI 与诗歌关系的独特见解。她表示，自己最初对 AI 取代诗人存在焦虑，但经探索后却终于释然，因为文学创作的核心在于成为独特的创作者，如成为第一个普拉斯、鲁迅、杜甫等，每个人的“刺激-反应”结构独特，这是机器无法复制的。她通过将普拉斯和休斯的诗拼合让 AI 创作的实验，发现 AI 在处理诗歌时存在逻辑问题，其结果往往取决于权重等因素，且 AI 训练出的情感效果只是模仿，无法像人类创作者一样真实地表达情感。而后，马晓萱博士深入浅出地解读了AI写诗的技术机制。她指出，人工智能发展经历了从专家系统到神经网络的重要转变。早期的专家系统因人类认知的局限性而显现出不足，这推动了向神经网络模式的转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海量数据的积累为神经网络模型提供了丰富的实验基础。马晓萱将AI写诗比作“超级学习者”，其表现主要取决于学习材料的质量和具体的创作指令。以AI学习杜甫诗作为例，她指出AI并不会成为另一个杜甫，而是在其诗歌风格框架内探索出杜甫在有限生命中可能但未曾写出的诗歌可能性。她认为，人类应当更坦诚地承认AI写出的诗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所参照和模仿的人类诗歌材料，但是，写诗对人类来说，重要的可能不是最终写出了什么，而是写作主体在写作过程中的感悟和成长。此外，诗人晓松继而提出了对AI诗歌机械化、情感不足的担忧，以及它可能导致创作懈怠的问题。对此，杨铁军回应并指出了一个关键区别：AI在学习过程中无需付出真实的情感代价，这种特质决定了AI与人类创作在本质上的差异。曹僧也提及AI介入诗歌创作的市场效应，认为各大平台对AI创作技术的竞争已经开始，这可能导致新的市场壁垒，对此，杨铁军认为，诗人需要在市场机制与艺术独创性之间找到平衡点，这种平衡本身就体现了诗歌创作的魅力所在。而主持人钱文亮则总结指出，AI不应仅被视为创作工具，更应被看作一个推动诗歌发展的竞争者，类似于长跑竞赛中的陪跑者、乒乓球训练中的陪练高手，诗人们需要在保持独创性的同时，思考如何与这一新兴力量形成富有张力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此后，与会者围绕AI与诗歌融合可能催生的新型文艺形式展开了深入对话，打开了本次工作坊的第三个话题：“一种全新的文艺形式的生成”。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峰团队使用国产大模型创作的首部AI小说《天命使徒》。资料图。

青年学者唐小林首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尽管AI与诗歌的结合已有四十余年历史，但为何至今未能产生一个“AI杜甫”？他认为，AI或许能创造第二个、第三个杜甫，但无法创造第一个杜甫。同时，他建议将AI技术引入诗歌教学，以应对文科教育的整体转型。在谈到当下的诗歌音乐创作时，唐小林还将其与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作了类比。他肯定了以曹僧为代表的诗人在诗歌音乐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认为这些尝试扩大了诗歌的受众群。但他同时指出，当前的诗歌音乐创作仍处于一个转换阶段，就像早期网络文学简单将传统文学搬上网络平台一样，唐小林认为“诗歌创作和诗歌音乐创作使用不同的媒介，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目前的工作虽然仍处于转换阶段，但相信未来会孕育出全新的艺术形态。

不同于国内研究者对AI诗歌技术层面的更多聚焦，学者顾甦泳提出了观察与思考AI诗歌创作的另外视角。他指出，在迄今为止有关AI诗歌的讨论中，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批判主义“这两种态度都将AI视为外在于人的存在，忽视了它作为特定社会历史产物的本质”。借鉴马克思的“机器论”， 顾甦泳强调AI不仅是一种技术产物，更是包含着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系统，而当前AI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不可分，是资本增殖逻辑下的必然产物。所谓“AI带来的不仅是技术革新，更可能导致创意产业从业者的技术性失业”。他警示道，“这种变革可能加剧行业内卷，推动更多类似ChatGPT的机器语言系统的发展”。面对这种形势，他还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诗歌是否应该成为逃避现实的本真性庇护所，还是可以成为重新介入并改变现实的工具？顾甦泳的分析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讨论，将对AI与诗歌关系的考察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

此外，黄艺兰博士以当前AI生成气味的技术发展为切入点，探讨了技术介入对艺术体验的双重影响。在探讨AI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时，黄艺兰将写诗行为分为两类：一是应需而作，这种情况下AI可以提供主题性的诗歌创作支持；二是源于创作主体的自发冲动，这种创作动力是AI无法替代的。她认为，AI可以协助完成特定主题的诗歌创作，但它永远无法取代诗人内心的创作冲动。对此马晓萱博士通过分享一首AI创作的关于反思人机关系的诗歌，指出AI创作其实仅能反映当下人类的思考，而无法预见未来的思维方向。

由诗歌借助AI的帮助与音乐合作的跨媒介实验，学者翟月琴也从自己的研究经验出发介绍了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跨界融合的实践。她以周瓒的瓢虫剧社等为案例，展示了诗歌作为展演形式进入剧场空间的可能性，指出了这种尝试面临的挑战。她认为“这些创作不仅是简单的艺术形式转换，更是对消费时代中诗歌神性与灵韵的深度追问”，“跨界表达提醒我们，对诗歌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单一视角，而应该通过多元艺术形式的交融，发掘诗歌文本中被忽略的维度。”其实，无论是跨界演绎还是AI写诗，都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技术创新不应仅停留在文本生成层面，而应该探索如何与人类的创造力相结合，在保持诗歌艺术本质的同时，开拓新的表达维度。这也许是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融合的一个重要方向。

“诗歌与AI”工作坊会议结束后，与会者们仍沉浸在讨论氛围中，围绕传统与现代、人文与技术、保守与创新等等问题，共同勾勒着诗歌在AI时代的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