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朱政惠先生离世已十余载。光阴荏苒中每次怀思，师生互动的场景仍清晰如昨。他著有《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等，是中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学者的朱政惠，其活的灵魂凝炼在其具有温度与深度的文字中。再读先生生前论述，体悟其思想魅力及其现实意义，应是追思老师的恰当方式。

朱师对于学术有着真正的志趣与热诚，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海外中国学、知青学等研究领域持续深耕，建树颇丰。

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向海外中国学探路者

朱政惠先生学问生涯始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将其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相结合，以把握时代脉搏、对重大课题和重要史家的研究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理性和先进性，体现在对吕振羽、司马迁、东方国家现代化、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等历史和时代议题的考察中。深厚的家学渊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探，构成他此后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底色。

20世纪9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地推进，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始兴不久。朱政惠以发展中国民族学术的长远眼光力倡海外中国学研究，对于国人了解世界、认知自我大有裨益。朱师对欧美日中国学进行了点面结合、纵横交织的深入介绍和研究。在中国学世界化进程尚不明显，欧美中国学独统天下的时代，朱先生重点关注美国中国学，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思想方法为探，梳理了美国中国学的学术图谱，惠及同行后学。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先生对海外中国学的动态样貌向国内做了深入引介。人物研究方面，他留学期间对史华慈、周锡瑞、柯文、孔飞力、史景迁、裴宜理、巴斯蒂等多位海外史学名家进行访谈与剖析。范式探讨方面，他详细爬梳从耶稣会士汉学到学院派汉学，从欧洲经典汉学到现当代美国中国学的范式转移。研究取向方面，他追踪了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全球史观的转变历程。主体感知方面，他关注到西方中国学界发生了从观察中国向体验中国的过渡。研究议题方面，朱师对欧美关于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家与历史人物、中国共产党、东西文明比较、思想基调、研究工具书、欧美中国学异同等做了深入介绍。政惠师在该领域的开疆拓土，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方法论探索指引中国学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海外中国学在国内兴起，学界对如何开展海外中国学存在理论困惑，朱政惠即对此领域研究方法论做出开拓贡献。

朱政惠先生深入阐发“接受史学”理论，指出史学包括史家知识生产和史学知识社会接受两大环节，社会接受决定了史家知识的生命力，并促使史家知识的更新。朱师指出，“学术价值不是先验的观念，必然以满足某种社会需求的程度来衡量和判断。”由此可见理论与生活不能脱节的朴素道理。他的接受史学思想平实隽永，提倡开展研究主客体互动、知识与社会紧密联结的史学研究。

“接受史学”思想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朱师阐发道，任何史著的最可贵价值，在于读者接受和社会承认。这种将社会大众纳入史学知识生产视野的思想，阐明了史学与受众期待、社会反馈的内在互动，延伸至海外中国学研究，即指我们对海外中国学论著作者、研究思想、学术流派与相关文献做系统分析的同时，还要注意其国际传播网络与社会效应的探讨。将海内外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接受纳入研究视野，意味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内涵更加丰厚。

将“接受史学”思想纳入海外中国学研究，对于纠明其文本分析的偏差、思维惯性的局限、纯理论思辨的不足所致的认知谬误，亦有重大理论意义。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研究的重要关键词，近40年前朱先生提出的“接受史学”理论中已孕育着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开展知识生产的史学原理，即中国学术与中国土地有着深厚内在联结，促使我们与海外中国学对话时彰显有内在活力的本真中国。

朱师赞同先贤李学勤、孙越生、张西平等先生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史主张，并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视角深探学术史路径，指出学科方法论与发展史是任何学科建设的一体两翼，是对学案、专题、事件等微观研究具有统领意义的全局研究，这无疑是探讨海外中国学生成机制和内在样态的关键路径，因此是我们坚守不弃的有力工具。

此外，朱师倡导以多学科、跨学科的视野联合开展中国学研究。这一重视完整知识结构与多元方法储备的方法论指导原则符合当下“新文科”提倡的打通学科隔阂、实现交融研究的精神，可见朱师研究思想的先见之明。

朱政惠先生（左二）与2005级海外中国学专业硕博毕业生合影

比较的视野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认识论基础

朱师倡导对海外中国学进行比较研究，以大历史的眼光和深思考的精神认知中外历史与社会，主要体现在其“比较史学”思想中，他提到，“同样是天人关系的探讨，东方人如何看，西方人如何解释。同样是带有规律探讨意义的历史研究，中国史家如何表述，西方史书如何阐解。同样是垂鉴，东方人把它置于何等地位，西方人又如何说史学理”。可见，他对海外中国学的认识已注意到需深入东西史学理论、治史观乃至宇宙论的比较分析。

优秀的历史学家关注人类命运。朱师探讨海外中国学时即寄托着这样的情怀。他坦言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人类各大文明有起源的同步性，研究中需关注人类各文明的最初阶段和平行演进，因此要在不同身份中游动和移情，以文明互鉴取代“同质化”视角。杰出的历史学家亦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他指出中国史学的纪传体传统是中国土壤的特有产物，需以“求真”为原则，从对中西研究模式、方法论对比中认知欧美日中国学，指出当代中国学包括各有千秋的国内外研究两大块，因此需加强本国中国学的学科建设，把“学术话语的主导权也陆续拿过来”。这些鲜明体现了反对“言必称西方”、中国学回归中国的研究思想。

政惠师强调反思海外中国学理论。他历数西方中国学中关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研究范式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应用之争鸣，指出西方中国学以理论范式建构见长，既要注意西方学者的方法论优势，亦要看到其削足适履之倾向，从而提出恰当看待西方中国学中范式的有效性与有限性问题。

此外，朱师还提出探讨文化与经济间的关联、不同知识传统的交流、中外话语的碰撞、中外文化的差异性和统一性、多元现代性等命题，这对于综合评估海外中国学、当下建立国内外兼容、中外会通的世界中国学研究典范的推陈出新颇具学理启发意义。

综上可知，朱师践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旨在超越相对主义，揭示人类社会运转的深层认识论逻辑，在关注人类共通性问题基础上探索中外文化差异。海外中国学作品中基于西方概念、理论应用而生的中国认识，从侧面展现出近代持续至今的古今中西之争，朱师通过提出中外比较的分析方法，焕发了当下“批评的中国学”之研究活力。

学者的视野洞见与其博览群书、躬行实践有着紧密关联。朱政惠走访多国、研阅大量各类中国学著作，他的研究宏微并重，彰显了博学精细的治学路径和通达深刻的思想视野。我们当下探讨的世界中国学研究诸多命题，诸如“谭中之问”、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学相关概念的辨析等，先生均悉数关注。如同文明史上探索人类精神与哲学理念的重大突破期，先生深探海外中国学的阶段或可谓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轴心时代”，在国内中国学研究发展史上留下浓重墨彩的一章。

朱师的宽厚、谦和与高洁向来为人称道，他将对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研究知行合一地落在对身边人的理解和关爱中，感染着认识他的国内外学者，切实向国际社会传播了友善真实可爱的历史和当代中国形象。

先生已逝，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智识结晶仍启迪着当下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纵深发展。何以思念？唯有承续其精神，深研并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