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 欧洲战场》，[英]P.M.H.贝尔著，杨光海、丁山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9月出版，533页，89.00元

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冷战后国际体系所造就的和平与繁荣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俄乌自2014年以来的持续冲突、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领土争夺、埃塞俄比亚内战再起、巴以之间的血腥屠戮、阿萨德骤然倒台，无一不传递出“大战在即”的不祥信号，而关心国际事务的人们频繁发出“历史是否在重演”的疑问：2024到底是2024，还是1914抑或1938？尽管历史从不会简单地重复自身，更无法预言未来的祸福，但彷徨和焦虑中的人们还是一次次将目光投向了历史枯黄的书页。毕竟，除了错综复杂的“过去”和并不牢靠的“教训”，此时此刻的人们还有什么可供凭借？

2013年12月，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经济学人》杂志刊登评论文章指出：当前的世界局势与一战爆发之前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一方面是官方反复重申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媒体和舆论充斥着对抗情绪的民族主义话语。既然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意大利出兵埃塞俄比亚终结了国联体系，俄乌冲突和加沙战争会不会终结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关于一战是否终将重演的发问尚未散去，对“二战”的类比又声浪四起：大国对生存空间的病态渴求、争先恐后的重商主义、爱国情绪狭隘化、军备竞赛难以遏制，当前事态的发展似乎正在“抄袭”两战间的所有危机。

在这个阴霾密布的冬天，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欧洲近现代史学家P.M.H.贝尔（P.M.H.Bell）的扛鼎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欧洲战场》（以下称《二战起源》）的第三版。二战结束之后的八十年间，研究此次大战起源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国际史学界最聪明的头脑几乎全员忖思过这一重大问题，这些思想活动的精髓有些凝练成脍炙人口的作品广为流传，有些囿于学者自身的兴趣而未见诸笔端，但持久地照亮了后续的国际关系史研究。

尽管作为历史学家的贝尔写作《二战起源》的初衷并不是为国际关系学科提供一部“教辅材料”，但这本书的谋篇完美地契合了E.H.卡尔（E.H. Carr）等国际关系理论家在其核心著作中提出的分析框架。熟悉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读者很容易在贝尔和卡尔之间发现近乎严丝合缝的对照。《二十年危机》（The Twenty Years’ Crises）和《民族主义及其后》（Nationalism and After）这两部经典作品中所列出的战间期的种种危机在合并同类项之后可以概括为：自由贸易难以为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集体安全失败所导致的军备竞赛、意识形态畸变所导致的民主恶果。而这三重危机正好是《二战起源》第二部分的三个核心主题：意识形态的作用、经济问题与战争爆发、战略的作用与武装力量。

卡尔认为，导致战间期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是维持十九世纪和平秩序的前提条件全部瓦解，这些条件包括：领土和市场的无限扩张；充满自信但并非高压的英国霸权管理着世界；团结一致的“西方”通过不断扩大可以共同开发和利用新的疆域化解内部冲突；人们自然而然地坚信经济上正确的事情在道德上也必然正确；公众意见被认为是可靠的，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一战之后，所有上述条件都不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替代方案也尚不存在，而且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存在。主要国家在试图应对这一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极为冲动、极其有害的方式，有些是迫不得已，有些是主动为之。贝尔的著作对这一过程如何发生以及为何会如此发生给出了详尽而深刻的历史叙述，不仅使用了大量一手文献，而且兼收并蓄了前人的研究发现。这是成篇较早的国际关系经典著作所未能涵盖的。

在第五到第八章对意识形态的讨论中，贝尔指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自由民主被多重危机所削弱，从而呈现出裹足不前的状态，在这种困境下诞生的新的意识形态对民众而言充满了诱惑，其中就包括了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有超过十个国家发生了政府体制的变化，但为什么发生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应当被区别看待？贝尔多角度呈现了当时以及后世的思想家对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法西斯主义除了任性和冲动之外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甚至被视作幸好出现了的“拯救者”；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制造永久冲突的真正有害的思想。这种对立和混乱正是战间期意识形态危机的突出表现。而苏联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带着对意识形态的强烈诉求，而且由于三十年代末，几乎只有共产主义者真正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西班牙内战为苏联吸引到了庞大的境外支持者。苏联体制的追随者对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产生了影响。

在第九、十两章中，贝尔分析了大萧条对战争爆发的关键影响。大萧条不仅是一场工业领域的危机，它对农业和农业人口的冲击也毫不逊色。突然的萧条导致了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急剧崩溃，主要货币争相贬值，并连续提高关税水平，这些措施导致了世界经济陷入“自求多福”的状态。值得深思的是，尽管英法两国都经历了空间的失业和破产，政治极端化趋势也在社会层面蔓延，却都没有倒向彻底的极权体制——法国出现了可怕的政府瘫痪但将这种瘫痪维持到了战前，英国甚至尽力保持了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贝尔没有明确分析为什么不同国家在同样的经济压力下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是什么力量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原有制度的存续。这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战争史学家的学术责任，但值得政治学学者进一步关注。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两章，贝尔分析了与战争爆发关系最为密切的武装力量与战略选择。贝尔在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和平和战争到底有没有不同？换言之，和平应该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还是只有通过限制乃至消除军事力量才能实现？一战的惩罚让当时的欧洲国家认为世界大战是过度重用军人的一种报应，因此，战后的民众充满了对整军经武的厌恶和排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国家间的裁军协议接踵而至。《华盛顿海军条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注：也称《非战公约》，签署于1928年8月，规定缔约国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伦敦海军条约》等的签署被认为缔造了和平而不是埋下了祸患，尽管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对此始终怀着愤懑。法国事实上放弃了再打一场进攻性战争的计划，因此马奇诺防线的提案在当时并不像后来那样被看成一种可笑的幼稚。法国为了牵制德国而与中东欧国家结盟，但并没有捍卫盟约的决心与实力。在德、意、苏三国，起主导作用的战略观点与英法完全不同，不管是大谈“人民战争”还是鼓吹“心灵净化”，这三个国家都常态化地看待对武力的使用，战争与和平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合适机会出现的时候，武力就可以被使用。战间期实际上发生了一场关于和平与战争原则的巨大社会实验，实验的结果注定了1939年欧洲战场最初的局面。二战结束已近八十年，但关于和平与战争原则的争论，真的尘埃落定了吗？

实际上，卡尔和贝尔两位学者共同关注的“二十年危机”，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因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而得到彻底解决。在二十世纪即将终结之时，英国学派出版了一部名为《八十年危机》的编著，回应了一战后世界秩序出现的持久动荡。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这些危机中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更好的应对。新冠疫情暴发后，诸多经济体采取了限制性措施以控制人员流动与贸易往来，随着大国矛盾的加剧，经济制裁和贸易保护措施层出不穷，贸易与和平的良性关系正在被打破。在多重压力下，许多国家出现了政治思潮的突发式转向，表现为支撑战后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重新回到主流政治的视野当中，并深刻改变了一众国家民主制度的运行方式。这些剧烈的震荡犹如令人忧心的“返祖”，再次向当代人发出刺耳的逼问：什么才是新的和平与繁荣的条件？如何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意识到，战间期的种种混乱具有普遍性。不是意大利倒向了法西斯主义，而是众多国家倒向了法西斯主义；不是张伯伦个人软弱绥靖，斯大林、达拉第等一众大国领导人均向轴心国做过妥协，而他们在各自的政府中都并非少数派；不是苏联民族主义将国家边界等同于道德边界，在这一边界之外几乎无所顾及，而是当时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遵从这样的观念，美国在欧洲大陆完全沦陷之后依然难以做出参战的决定；不是犹太人遭受了反犹主义的巨大戕害，而是种族主义戕害了众多弱势族群，和六百万犹太人一起被推进焚尸炉的还有二十二万罗姆人（占当时其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而日本战争暴行的重要诱因是对其他亚洲国家不加掩饰的人种歧视。难能可贵的是，贝尔的这部作品在历史学范式所允许的限度内极大地避免了在具体国家内部寻找具体原因的“还原主义”路径，在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相对独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推动了“共同立场”的扩大。

在思想层面上，贝尔对二战起源的叙述，渗透着他对“战胜”与“战败”的辩证思维，读者从中不仅能读到下一场失败的危险肇始，还能读到上一场胜利的惨淡后续。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忍背叛被丘吉尔形容为“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和平”，究其根本原因是法国在战后的极大虚弱，以及对再次卷入战争的深度恐惧。在法国看来，一战的胜负好几次都在生死一线间，帮助法国免于溃败的真正因素与其说是顽强的战斗，不如说是关键时刻的“狗屎运”。接受满目疮痍的战败也许是艰难的，但接受岌岌可危的胜利甚至更难。没有人熟悉这样的战争，人们期待着从胜利中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补偿那些一开始不曾预料的巨大创伤。然而，这种期待终将落空。早在一战前，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大幻觉》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十九世纪后半期工业国家经历了巨大转变，彼此在贸易和金融方面产生了相互依赖。在这种条件下，军事征服不能带来财富，战争会导致相互依赖的网络瓦解，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崩塌。德国不可能从对英战争中获得任何利益，英德之间的冲突只会导致两方面的灾难。但在当时，欧洲的国务家和民众对现代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没有真正完备的认识，因此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即便是战胜国也不可能收回战争成本的零头。

现代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是一场核大战又将意味着什么？暴力在什么时候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1914年在短短三十七天里就陷入世界大战的欧洲，尚不能理解现代战争的真实后果，那么一百一十年后的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再抱着同样的无知走向同样的命运。

尽管隔着岁月的厚重尘埃，与二战相关的争论却从未真正离我们远去。很多时候，理解战争甚至比经历战争更为重要。二战的战争动员召唤着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为了一个甚至从未亲眼见过的国家而战。不管身处哪一个阵营，他们都相信自己的牺牲终将捍卫一种更为优越的生活方式、一种更为高贵的道德信念。这种毫不迟疑、前赴后继的牺牲意味着，为了这样的生活，为了这样的信念，纵使尸骨如山也在所不惜。然而，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信念终究值得吗？生活在战后和平中的每一代人，都有义务以当代人最大的智力和道德去努力理解世界大战对暴力的空前使用，以及战争道路上那些巨大的诱惑、愚蠢、自欺欺人、持守和背叛。每一代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丝毫不能改变历史结局，更不能补偿在恐怖和痛苦中怆然离去的亡魂，但是，这样的理解会深刻影响一代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根本观念，从而决定了这一代人将如何回应“战争与和平”的当代挑战。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在未来可能不幸发生的冲突中，中国将如何使用其国力或许就会成为左右局势的最终砝码。世界正拭目以待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根本态度，而这种态度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残酷考验。何时应当“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和平”？何时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打赢战争”？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正因如此，在今天，深刻而全面地阅读历史比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很可能，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