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地窖到顶楼：《布汶的星期天》的出场

提起年鉴学派，人们一般会想起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共同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期刊，想起年鉴学派结构性与总体性的史学观念，并想起那个经典的年鉴学派叙事，即年鉴的创办从根本上是对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的不满，认为他们“对政治史、政治事实、战争等的长久迷恋，过分夸大了事件的重要性”，并且过分强调所谓的大人物，以及将自身迷失于对起源与编年的探求之中。因此，以布洛赫和费弗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更加重视非政治史的社会史、经济史与心态史的研究。这种对年鉴学派创立的叙事并无多大错误，不过却忽略以下情况：在1900年左右，史学界便已充满对政治事件史的批评，以及呼吁结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新兴学科建设新史学的风潮，而年鉴学派本身也是在这种史学氛围中形成。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书封

当然，若要论及人们何以对年鉴学派有如此印象，年鉴学派第二代费尔南·布罗代尔可谓功不可没。作为继承费弗尔执掌第六部的年鉴学派领袖人物，布罗代尔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的综合研究发展到了极致。在其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布罗代尔提出了自己的三时段理论。在他看来，历史研究有三种值得注意的时段：首先是长时段，即人与环境之间几乎不受时间影响的历史；其次是中时段，即缓慢变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结构史；最后是短时段，即如地中海上微不足道的涟漪一般的稍纵即逝的事件。布罗代尔极端地拒绝了人物与事件在历史叙事中的地位，他认为，应将这些细枝末节的书写纳入环境对其的限制作用中。正如彼得·伯克所评论的那样：“布罗代尔关心将个人与事件放到语境、它们的背景之中，他让它们变得可以理解，但代价是揭示其在本质上是无关紧要的。”[1]

1950与1960年代，那些受惠于布罗代尔的年鉴第三代们，同样沉迷于对事件的摒弃、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执着以及对经济数据等统计资料的迷恋中。彼时的伊曼纽尔·勒华拉杜里极端强调计量的重要性以及计算机处理数据将带来的经济社会史等总体性研究的进一步拓展，这当然是其受拉布鲁斯与布罗代尔影响的结果。但若联想到勒华拉杜里本人后来成为微观史学转向的先驱，便不能不感到反讽，并意识到布罗代尔之后的年鉴学派的嬗变。

年鉴学派在第一代时除社会经济研究之外，同样关注对心态史的研究。布洛赫的《国王神迹》与费弗尔的《十六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皆是此中翘楚。而年鉴第三代如同“祖父定律”一般继承了这一点——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期，不止一人放弃了曾经的经济基础或人口研究，转而思考文化的上层建筑。有些研究者，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与《罗芒狂欢节》所示，选择了微观的研究路径，这无疑是对布罗代尔排斥心态史与强调总体史学的反动。在这一“从地窖到顶楼”的转换中，更多曾经被忽视的现象被“以新的跨学科方法”纳入史学研究领域之中。然而伴随这种多样化而来的，也是史学的“碎片化”。即使庞大如年鉴学派，在这一“文化转向”与“微观转向”的风潮中，也再难以像布罗代尔时代那样，以一个大致统一的史学方法论定义学派自身，更多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2]

本书的作者乔治·杜比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历史学家登场的。他虽非布罗代尔的直系门生，却因与芒德鲁等人交好进入年鉴学派的圈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杜比靠近年鉴学派自有其渊源：其人对农村社会的关注接近于布洛赫，对地域史的重视亦有费弗尔的影子，而对心态史和记忆的重视同样受惠于两者。杜比也受布罗代尔的影响，写下充分重视结构的《中世纪西欧的农村经济与乡村生活》等著作。不过在新旧典范更替的1970年代，杜比也与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好友与同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人共同参与到史学革命之中。而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乔治·杜比的这本《布汶的星期天》，正出版于新旧交替时代的1973年。它本身带有新文化史转向的若干踪迹，却又牢牢根植于年鉴学派的结构分析传统中，堪称新旧典范的完美结合。[3]

事件、结构与记忆：解评《布汶的星期天》

马克·布洛赫曾说：“年鉴学派并不天然地厌恶政治史和事件史，只是在更新观念的过程中需要先涤清旧的思路，所以没有精力来先写事件史。”这种说法暗示了一种对新的事件史的呼吁，即若在新的史学观念确立之后——在年鉴学派那里，这无疑指对历史的结构性分析的确立——那么事件史的书写仍是可取的。而杜比的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布洛赫这一断言迟来的确证。用杜比在引言中的话讲：“只有将事件的符号重新置于当时它所属的文化系统中，才能对其做出恰当的解释。”基于事件的特殊性，隐藏其间的深层信息会揭露出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或从不谈及的东西，这也体现出研究事件对理清历史结构的意义。除强调事件与结构的作用外，杜比同样强调了记忆的重要性，他力图探求对事件的感知是如何扩散、失真、被想象或遗忘。因此，我们可以从事件、结构与记忆这三个方面入手去把握杜比的思想。

《布汶的星期天》书封

在第一部分“事件”中，乔治·杜比试图借助布列塔尼人纪尧姆的叙述来展开。纪尧姆是布汶之战的主角菲利普·奥古斯都身旁的文学近臣，也是布汶之战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他所续写的里戈的《菲利普·奥古斯都武功歌》的后半部分中，我们能看到来自卡佩王室官方对这一事件最直接、最清晰的记述。不过在此之前，为了让读者对此次事件发生的情况大致有所了解，杜比首先介绍了布汶之战的舞台与演员。

杜比以纪尧姆对女人在这次战争中的忽略谈起，介绍了舞台上的第一个演员——骑士，既阐释了骑士三个等级理论中执剑征战的地位，也说明了彼时骑士所经历的武器与装备的革新；其次是法方阵营的演员：首要的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他前半生的功绩、他的血统与合法性以及国王在彼时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接着是伯爵与各个大贵族们，他们经由姻亲与封建制度构成了人际关系网，他们的利益动机与爱恨情仇；然后是手持武器参与战争或出谋划策的教士；最后是无名的公社民兵们。接着是联军阵营：经由英格兰国王无地王约翰资助，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佛兰德斯伯爵斐迪南与布洛涅伯爵雷诺率领的敌对一方，他们各自的人际关系网以及利益诉求，以及不能出现在“正义”阵营的布拉班特佣兵们。在简要点出战争的空间舞台布汶之后，作者又梳理了战争爆发的政治背景：被十字军东征与遏制摩尔人等事件纠缠起来的，在12世纪后期到13世纪初不断加强集权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四大势力——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兰西国王与英格兰国王，以及之间的冲突。教皇与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站在一起反对意志对立的国王奥托，支持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而奥托是英格兰国王约翰的外甥，出身安茹家族的约翰既是英格兰国王，同时也是法兰西国王治下最大的封臣与心腹之患。在布汶之战十年前，他便被法兰西国王剥夺了诺曼底与安茹的封地，之后便处心积虑地寻求复仇。“是日”一段直接引述安德烈·杜比改写的纪尧姆的原始记述，带有鲜明的中世纪武功歌与通俗化的王室宣传色彩，但同样具有清晰且尽量切近真实的叙述与流畅易读的文学性。

在这本正文内容仅一百九十页的小册子中，第二部分“解评”占了一半篇幅，可见这部分内容实际才是本书的重点。相较于第一部分对舞台和演员的直接刻画，这部分则是对形成这样的舞台与这些演员的社会处境和思想观念的分析，即年鉴学派一直以来强调的结构视角与整体性研究。不过“解评”主要研究公元一千年后至十三世纪的政治结构、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变动。若用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去思考，其实更近于中时段的研究。

杜比从四个角度展开本章的写作。其一是和平。在杜比看来，相较于公元一千年之前欧洲人对战争习惯性的接受，在公元一千年之后，人们的战争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无疑归因于基督教的普及与巩固——人们将暴力与傲慢视为恶，而和平则是上帝应允的善。在这一时代，唯有为保护信仰与复仇的战争才符合正义。然而，由于加洛林帝国崩溃到公元十一世纪的封建革命（杜比称之为“千年之变”），国王与大领主实际无法承担仲裁复仇与维护秩序的职责，人们只好祈求教会出面维护上帝的和平。教士们将执剑的权力限制在贵族等级之内，并对这些躁动不安的人们进行教化，以十字军运动为号召，让他们将野蛮发泄在对异教徒的征战中。随着教会阶序化的发展与教皇的集权，这一教会主导下的上帝的和平也扩大了自身的范围。到了十三世纪初，在法国南部，由于王权在此处的衰弱与封建化的彻底，这里堡垒林立、盗贼横行，而教会只好依赖第三等级的劳动者为和平事业做贡献。然而虔诚的第三等级拿起武器后便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如今他们不再认可贵族与等级秩序的必要性，这便发展成了异端——即纯洁派。为打击这种异端，教会认可了来自北部的王权对南部的征服。而在中世纪盛期的法国北部，虽然卡佩王室一度沦为“法兰西岛伯爵”，但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扩展，他们也开始效仿诺曼底公爵等领主，意图借由实现公共和平的目的，将维护秩序与发动战争的权力收归己身。在上帝和平的神圣号召下，王权逐渐成为公共权力。

在第二小节“战争”中，杜比以金钱之于作战的方方面面切入。对骑士而言，战争是其获得财富的最佳聚敛方式，而财富也使得他们可以借由上缴金钱抵消自身参战的封建义务。这部分金钱除了落入仍旧参战的贵族手中，还制造出了一批虽非贵族却参与战争的佣兵。作为三个等级的例外，他们被贵族与教士摒弃，但无可置疑的是，他们的短刀虽非高贵的象征，但其流动与参战却带来了财富的聚集与转移，以及作战能力的提升。杜比接着刻画了彼时骑士阶层的一项重要活动——比武。在已成年但因暂时不能获得领地成为领主的青年贵族的过渡时代，比武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活动。尽管教会因意外死亡的发生禁止了比武，但由于金钱与荣誉的诱惑以及对勇武美德的追求，骑士们仍乐此不疲地参与这一活动。这也成为他们磨练武艺的最佳方式。赌博与赎金使得这些并不富有的骑士们甘愿冒险，而比武现场的需要与慷慨的美德要求也使比武成为一种集市、一种经济流通手段。不过彼时的骑士也并非只是粗俗的武者，他们有自身的文化：教会创建的骑士团要求人们节制并为信仰而战，但深受亚瑟王传说、骑士武功歌与家族神话影响的骑士们更在意的是勇武、慷慨以及在女性面前施展风度等骑士价值。在这一小节的最后，杜比考察了战争作为一种劫掠活动——它引起人们逐利的欲望。为了更好地获得俘虏身上的赎金，活捉而非杀死敌人成为战争的准则。

与战争不同，战斗并非掠夺活动，而是秩序的延伸，是作为神意裁判方式的决斗的扩大化，是为了以命运的结果终结某种纷争，而非通过不断的战争与妥协去构成这种纷争。作为一种神圣的宗教典礼，战斗有自身的仪式：合适的场地、演说与开战前对神恩的祈祷，以及合乎圣三一的排兵布阵。也正因此，上帝才能将最终的判决显示给命运之争中的双方。

最后则是胜利。王室和贵族的文学新贵赞叹于那些在战斗中显示出骑士美德与勇武的骑士，记述了他们精湛的技艺。但在这种记述背后，对利益的考量仍是参战者实际关注的焦点。布汶之战在此体现为两种对立的教士生活观：在利益驱动下又显示出某种改革精神的奥托与约翰，以及维护教会与秩序利益的菲利普·奥古斯都。战斗之后，菲利普获胜，他取得了荣耀，击败了敌人，粉碎了阴谋，从赎金中获得了财富，并在巴黎民众的欢呼中让王国化作实体。他的余生都在和平与秩序中度过，法兰西的王权由他大大扩展，而其去世之后卡佩的统治已然稳固。

在第三部分“传奇”中，杜比从事件现场，与构成这一事件现场的结构分析中走出，开始告诉我们事件之后的故事：事件在人们心中如何演变，而这一演变又体现着怎样的时势。杜比首先介绍了历史学——尤其是编年史，在中世纪基督教修道文化中的意义与传承，而在王权复兴的背景下，来自宫廷的记述也逐渐增加。其后，他用一种历史记述的政治地理学考察了布汶之战——当时西欧世界留下的文本中对布汶之战记述的集中、缺失、丰富与简略的意义，并从德意志与英格兰的文本中看到了来自战场另一边的观点。接着杜比考察了事件最重要的记述者纪尧姆的另一文本——《菲利普·奥古斯都史诗》。与武功歌不同，这一文本中的舞台灯光有所变化，更倾向于塑造敌人的邪恶，并以此召唤出法兰西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出场。而在穆斯克、里歇尔与兰斯吟游诗人的记述中，故事增添了原本并不具有的情节：菲利普国王将王冠置于地，向骑士们演讲，并要求更有能力之人成为国王以保卫法兰西，而最终在骑士的拥护下英勇杀敌，显示自身与王冠相称。杜比指出，这一情节并非这些作者对于“骑士与贵族仍有超越王室权力的政治可能”这一时代的追念，而是对因王冠接触大地成为集体象征，并以胜利作为第二次神圣加冕的法兰西君主制的歌颂。

14世纪之后，菲利普·奥古斯都的伟业被其孙圣路易所遮蔽，逐渐不再被人提及，直至19世纪的奥尔良时代才再次浮上水面，而这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稳固之时。每一位近代的历史学家都以其自身目的对布汶之战进行了强调与遮蔽：梯也里以之作为过去的中间阶级与底层阶级爱国心的确证，米什莱对布汶之战的不屑则体现出他的反教权与反君主制情绪。在普法战争之后，作为对德屈辱的心理补偿，布汶之战成为法国人的民族象征，是爱国情绪的体现。不过在这个基础教育的共和国里，被强调的并非贵族与国王，而是那些在战役发生时并不受重视的公社民兵们。1945年二战结束后，布汶之战又逐渐被人淡忘。无疑，在欧洲联合的大背景下，这一象征法德民族矛盾的事件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本书最后，杜比提出了疑问：如何在战争被逐出记忆畛域的时代，去记忆这样一场以战斗决定自身命运的事件？

人类学、政治文化与记忆的多重综合：《布汶的星期天》的创新与学术史意义

《布汶的星期天》虽是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小书，但其中的方法论创新与史学写作实践却使其成为一流的史学名作。挪用杜比本人的话讲，可谓“一书之微，亦有远旨”。然而因此，要对其创新进行总结也并非易事。好在作者在“序”中给了我们提示：在作者看来，他是从三个层面进行这一研究的。

第一点是人种学，即人类学——“将布汶之战中的士兵视作异族部落，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呐喊、激情以及令其癫狂的幻觉中的种种独特之处”。自诞生之初直至今日，人类学的核心特点之一便是其研究对象为“异族”。而在杜比进行书写的1960、1970年代，风头正盛的正是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借助这一视角，人类学家得以陌生化地认识与其自身存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并由此看出这些社会中的象征与结构。而在杜比这里，他采取人类学方法的原因便在于这种陌生化。他反对那些将布汶之战中的人类心理全然等同于现代人的政治史做法，因此试图透过这种陌生化去考察彼时国王与贵族、骑士与平民所思所想的独特性与自身的演变逻辑。当然，杜比并未陷入人类学方法带来的自我本位主义取向。在全书的最后，他将布汶之战时期人们以信仰之战决定命运的行为，与今日以弗朗哥等独裁者为代表的在取得僭主权力后再借助信仰将自身合法化的行为形成对比，虽未直接提出批评，却暗示了古今之别下的某种共性。

第二点是政治文化。在杜比那里，将事件放在战争、休战与和平的大序列与长时段分析中，是为了更精准地界定政治的范畴，并更好地理解当时神圣与世俗是如何交织的。如上文对全书第二部分的概括所述，杜比力求在事件背后分析的，是结构起事件的人们的行动与观念何以形成。他梳理了在和平号召下王权与教权的演变，以及人们对公共权力想象的变化；梳理了彼时人们对神意与虔诚的理解、将战斗作为宗教行为的意义。同时，即使是在年鉴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经济”，在本书中也更多作为影响人们“钱”的观念性存在，刺激着人们的想象和欲望，并制约着不同阶层人们对自身的定位与如何合适地进行行动与生活。这并不代表杜比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事实上他在本书中多次强调商业发展对卡佩王室王权的影响——但我们仍不难从中看出某种更注重意识形态与思维体系研究的取向，而这正是新文化史进行历史书写的出发点。[4]

第三则是记忆。在杜比看来，重大事件之所以有价值，便在于它的影响被“见证者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幻想不断放大”，在于它的影响被人们长时间地谈论，在于它的爆发所引起的物议沸腾。因此，若不去考察事件发生后人们对它的记忆、遗忘与变形，便可能错失事件的多重意义。在杜比对记忆的处理上，我们不仅能看到年鉴学派第一代在斯特拉斯堡时期与社会心理学家、集体记忆提出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交好并提出心态史研究的踪迹，也能看到80年代后半期，在大革命正统与修正学派的争论中，人们对民族记忆的关怀导致的记忆史学的勃兴——如皮埃尔·诺拉主编的巨著《记忆之场》——的前奏。[5]当然，研究历史记述与记忆为我们处理事件的身后史，并将作为叙事存在的事件历史，视作每一个时代的当代史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存在导致“一切历史都是叙事”，因而不存在真实历史的后现代史学质疑的风险。[6]杜比虽未直接处理这一问题，但在对历史书写趣味的强调，以及对布列塔尼的纪尧姆所做记述“做到最大程度的真实”“清晰详实，没有过度曲意逢迎，亦不刻意炫耀学识或滥用修辞”的肯定性评价中，也侧面坚守了历史书写有其意义的态度。

《记忆之场》书封

 总体而言，尽管本书存在作为战役史却对战争艺术着墨不多的遗憾（杜比本人的建议是参考维尔布鲁根的专著），《布汶的星期天》仍堪称一部杰作。如同布汶之战本身立足在法兰西君主制发展与中世纪欧洲经由封建革命走向民族国家的转折点一样，本书的写作本身也立足在史学革命的转折点上。这使得它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综合态度：除了勒高夫所称赞的“结构与事件的综合”外，本书也是优美的写作艺术与严谨的史学分析的综合——是中世纪武功歌与法国小说奠定的叙事传统与布罗代尔式的时段-结构分析的综合，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文化史转向的综合，古典文献与当代跨学科方法的综合，公众史学与专业历史研究的综合。相较于标志着年鉴学派转型的另一巨著《蒙塔尤》，本书一面更加重视总体性分析，没有那么微观；一面却在叙事上远胜于后者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式琐碎叙述。本书继承自布罗代尔与年鉴传统却不失之枯燥，启发新文化史与记忆史研究诸家却未陷入其后现代困境之中。《布汶的星期天》在留存、改写、形塑人们的忆的同时，其自身也已成为法兰西民族记忆之场的一部分。

注释：

[1]［美］彼得•伯克著《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二版）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2]有关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参见[美]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二版），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关于乔治·杜比本人的生平，参见本书译者后记，[法]乔治·杜比：《布汶的星期天》，梁爽、田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267页。

[4]有关新文化史的介绍，可参[美]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有关记忆史学的研究，参见[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6]有关后现代史学的相关问题，参见[美]海登·怀特：《元史学》，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