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19日，在拜登任期的最后一个完整日，拜登宣布了一条特赦决定。美国原住民活动家莱昂纳德·帕尔帖（Leonard Peltier）在饱受49年冤狱煎熬后，终获减刑，由终身监禁改为家中监禁。一个月后的2月19日，年逾八旬的帕尔帖终于回到了龟山保留地的家园。此事在美国和整个美洲的原住民运动中引起了巨大震动，而中文互联网对此话题的讨论度则显得风平浪静，因此笔者希望可以通过系统梳理帕尔帖在坚韧中反抗的一生，以他的三重身份为线索，勾勒出美国20世纪殖民罪行的脉络，聚焦当下美国重要的反殖民议题及其对现实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5日，Leonard Peltier在北达科他州贝尔库特站着接受拍摄。

第一个身份：印第安寄宿学校的幸存者

多数人常误认为美国原住民早就被文化灭绝或者完成了同化的最后一步，然而历史真相是：最后一块原住民领地在1907年才被强行吞并，而臭名昭著的印第安寄宿学校制度，竟至1975年才把教育主权归还到部落手中。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原住民的文化剥削和压迫一直是现在进行时，对于老一辈来说，更是刻骨铭心的亲历创伤。但同时，纵然经历了冷战的政治高压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困境，美国原住民仍在顽强抵抗，坚持保留、守护着自己的文化。

印第安寄宿学校最早创办于17世纪，起初是为了传教，20世纪时转变成为了培训美国文化，强迫原住民儿童放弃原有语言、信仰的专政机构。表面上是教授英语和美国社会规范，但是在实际运作上，由于广泛存在的歧视和极其恶劣的住宿条件，参加印第安寄宿学校的儿童不仅遭受饥饿、传染病肆虐、残酷体罚等，更有大量儿童遭受了性侵犯，甚至非正常死亡。这一暴行已成为美国殖民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被绝大多数人视为系统性种族灭绝的一环。

帕尔帖出生于1944年，年仅九岁时，他和妹妹们被美国政府从不谙英语的祖母身边带走，强制前往印第安寄宿学校。在得知孩子们即将被带走的消息时，祖母震惊地大哭。在那里，他们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原住民儿童一样，遭受了一系列虐待：洗澡后要被裸体检查身体，有一块死皮没有搓掉就要挨打；被喷洒农药进行所谓的“消毒”；被剪掉蕴含文化意义的长头发；只能说英语，说母语达科他语就要被肥皂水洗嘴。

这段经历使他长期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产生了疏离感，一直没有家的感觉。但这并没有削弱他的抵抗精神。帕尔帖在寄宿学校的岁月中，仍然坚持秘密地和其他小朋友一起说母语，唱自己语言的歌谣，用自己的语言祈祷，他们骄傲地称自己为“抵抗者”。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这段共同的苦难经历反而促使来自不同部落的原住民儿童同吃同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超越了原本局限的部落认同，培养出更为广泛的泛原住民身份意识，这为后来泛印第安主义运动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个身份：社会主义者、工人和原住民活动家

印第安寄宿学校所提供的教育内容多以军事化训练和美国社会文化灌输为主，真正的知识和技术培训相对匮乏，就业前景有限。因此，成年后的帕尔帖不得不辗转于汽车修理工、焊工、木匠等工作谋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民族意识日渐觉醒，开始积极投身社区服务，还致力于帮助解决原住民失业、土地索赔、酒精滥用等问题。

帕尔帖的经历与1960-1980年代美国国内政治动荡和冷战全球格局紧密交织。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有两大主要矛盾，一是各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结束种族隔离的斗争，二是反对战争，要求结束越南战争。而在1968年之后，随着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和中国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有力支持使美军陷入泥潭，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两股力量逐渐合二为一，向更激进的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方向转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政治理论在美国被压迫民族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力，帕尔帖参加的美国印第安运动，就是这个更广泛的反帝运动大潮中的一部分。

1968年，美国印第安运动（American Indian Movement，简称AIM）成立，这是一个争取原住民民族自决的政治组织，其政治立场和黑豹党相近，AIM的成员主要来自工人阶级，更准确地说，由于现实政治环境和经济基础的制约，许多成员实际上处于工人阶级的边缘地带——退伍军人和失业工人。

帕尔帖在1972年加入了AIM。他长期与美国各类小型社会主义团体保持密切联系，在2020年，帕尔帖和美国知名的社会主义者格洛丽亚·拉里瓦（Gloria La Riva）合作竞选美国总统，在拉里瓦随后发表的记录两人会面的文章中，帕尔帖自称为“传统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1972年，帕尔帖积极参与了从印第安保留地一路向华盛顿进发的"破裂条约之路"（Trail of Broken Treaties）大游行，该运动提出了包含“恢复原住民主权国家的条约制定权"和"重新制定原住民国家与美国政府之间条约关系”等核心诉求在内的二十条纲领。

随着这一抗争行动登上各大媒体头条，美国政府随即加大了对原住民活动家的系统性监控与镇压力度。在联邦层面，由埃德加·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FBI）对AIM发起了全方位打击——这是更为庞大的“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的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通过渗透、抹黑、骚扰、制造冤案乃至使用致命武力等手段，瓦解包括AIM在内的各类进步力量。该计划臭名昭著的案例包括对马丁·路德·金的非法监听以及对黑豹党领袖弗雷德·汉普顿的暗杀。在原住民事务层面，美国政府扶植其傀儡迪克·威尔逊担任奥格拉拉苏族部落委员会主席。作为一名彻底的同化主义者，威尔逊虽持有部落成员身份，实则充当着美国政府的忠实走狗。在美国政府的财力与武力支持下，他组建的准军事武装经常对原住民活动家进行袭击甚至暗杀。1973年，帕尔帖被恶意诬陷参与谋杀未遂，为躲避不公正审判，他被迫潜逃至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

第三个身份：最年长的政治犯和随后的圣人化

1970年代的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并非太平之地，相反，它曾是美国谋杀率最高的地区，其谋杀率竟为底特律的6.5倍。原因在于傀儡头目迪克·威尔逊的野蛮统治——松岭原住民日常生活在政府武装与准军事组织的死亡威胁与持续骚扰之下，美军战斗机频繁低空掠过保留地上空，恐吓居民。正是在此危难之际，当地居民不得不邀请AIM成员驻扎护卫。1973年至1976年间，松岭地区共有69名AIM成员遭到谋杀。在这样的一个近乎火药桶般的紧张局势下，史称“松岭射击事件”或者是“奥克拉拉事件”的枪击案发生了。

1975年6月26日，两辆不带任何官方标识的汽车追逐一辆前车来到松岭印第安保留地，当FBI探员没有表明身份即向跳牛农场开火时，驻扎在农场的帕尔帖和AIM成员立刻向特工开火还击。激烈交火中，两名FBI探员被不明身份者近距离射杀，几分钟之内，上百名FBI武装人员包围了保留地，AIM成员约瑟夫·斯坦茨被狙击手从远距离杀害。农场遭到彻底摧毁，40多名包含非武装人员在内的男女老少从枪林弹雨中逃脱，帕尔帖被迫逃往加拿大避难。

美国印第安人运动领袖莱昂纳德·帕尔帖被带去奥卡拉监狱。

讽刺的是，美国政府唯一能够提供的所谓“证据”仅为杀害两名FBI探员的步枪型号与帕尔帖所持步枪型号相同。然而，现场明确有多人使用同型号武器，其他人却均以自卫理由被宣判无罪。在全场30多名有武器者中，帕尔帖也是唯一被定罪的。美国政府使用了惊人的假证据和选用对原住民怀有强烈偏见的陪审团等卑劣手段，把帕尔帖从加拿大引渡并定罪。在1976年，帕尔帖被判处了两个无期徒刑。而同时代，杀人案的平均判刑年限是八年。结案后不久，三名证人又全部翻供，声称是在FBI威胁下被迫做伪证。美国政府先是夺走了他的童年，如今又剥夺了他的壮年。事实上，这个刻意陷害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信仰和他在原住民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在长达49年的囚禁岁月里，帕尔帖的亲人、朋友、战友、同志以及全世界热爱正义的人民从未停止向美国政府施压。帕尔帖说，“从自己入狱的第一个小时起，全世界的印第安人民就都来救我”。诚然，原住民社区对帕尔帖的支持和持续关注是最核心和根本的，但是为他呼吁自由和清白的声音却远远超越了身份认同和族群团结，而是基于对真相和正义的价值观的朴素追求和捍卫。1985年，上百万苏联公民联名要求释放帕尔帖和曼德拉；在曼德拉获释后，这位伟大的反种族隔离斗士也始终呼吁释放帕尔帖。1993年，全球约2000万人联署支持帕尔帖申请假释；到2008年，这个数字更是攀升至5000多万，然而在奥巴马任期晚期，这位被誉为“代表被压迫族群”的总统依然拒绝了赦免或假释帕尔帖的请求。自民权运动以来，“全世界都在看着”（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成为美国国内涉及民权议题和反战运动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也在支持帕尔帖的活动中被广泛引用，这绝非夸大之词——他的案件和原住民权利运动确实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关注与声援。

帕尔帖多次被进步政党象征性地提名参与总统选举，（如2004年获自由与和平党提名和2020年获社会主义解放党提名），这类竞选活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政治影响，更多是为了向公众广泛宣传他的事迹和遭遇。可以说，在长期的政治斗争过程中，帕尔帖已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犯和殖民制度的受害者，而逐渐被转化为一个崇高的政治符号和抵抗精神的化身。同年，帕尔帖的雕像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庄严矗立，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文化图腾的地位。

拜登终于在任期的最后一刻，宣布为帕尔帖减刑为家中监禁，却不为错误指控的谋杀案翻案。此次获释代表了长期以来，人权团体、帕尔帖的支持者和一部分追求真相和正义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和执法者持续努力的结果。但是，拜登政府的这一行为并非迟来的善举。虽然80岁的帕尔帖可以回家了，但这丝毫无法补偿他在监狱里被夺走的49年人生，也无法挽回因虐待、殴打、压力和恶劣生活条件而导致的一系列健康损害——高血压、主动脉瘤、糖尿病、反复发作的新冠肺炎，以及半失明。

无疑，更加正义的做法是彻底推翻之前的错误定罪。拜登的这一赦免决定显然不意味着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而更多是出于挽救自己政党摇摇欲坠的政治声望，为自己积累政治遗产的考量。这更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其五百年来的殖民与民族压迫罪行做出任何真诚的忏悔或寻求和解的努力。正如拜登的高级顾问坦言“……如果不这样做，将会破坏美国政府和原住民社区之间的信任……”

现在，帕尔帖在人们的热烈欢迎下回到了家园，曾孙子和曾孙女在他身边玩耍嬉戏。他也开始医治自己在监狱生涯中没能治疗的陈年疾病，他说：“想用剩下的时间帮助年轻人找到自己的道路……让人们知道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帕尔帖重获自由本身就是无价的，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帕尔帖和广大美国原住民自决和重新签订条约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原住民仍然是美国贫困率最高的群体；虽然只占美国总人口的0.8%,但是被警察枪杀人数却占总人数的1.9%——这体现了美国司法系统基于民族、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的双重标准。

帕尔帖深情地表示，“在监狱岁月中是靠着全世界的支持者的爱撑下去的”。在个人层面上，他不屈不挠的抗争已经成为了美国原住民反抗不公，争取尊严的精神象征；而全世界人民在营救他的过程中展现出的超越身份的凝聚力，更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抵抗力量团结和强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