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我们目睹了一连串的“拍案惊奇”——俄乌冲突的战火延烧了两年多之后，乌克兰突然攻入了俄罗斯境内，至今俄军仍未击退攻入库尔斯克境内的乌军；特朗普与死神擦肩而过，陷入巨大压力的民主党临阵换将，却依然没能挡住他横扫七个摇摆州，以及共和党将参众两院“翻红”；以色列把古早的传呼机变成了暗杀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的武器，令全世界都震惊于这种手法背后潜藏的“供应链战争”的可能性；临近年末，韩国经历了一场“闪电式”戒严，而千里之外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也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崩塌……

这个列表还可以继续写下去。

回顾这充满“惊奇”的一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新闻中心推出“叩问2024”年终系列报道，与国内外重要的思考者们对话， 叩问波诡云谲的世局变幻，寻绎时代车轮前行方向的线索。

如果说生活充满了惊喜，那么生活在中东就是充满了惊变。过去一年，冲突、危机、战争风险、人道主义危机成为盘旋在中东上空难以消散的阴霾。持续延宕的巴以冲突、突然爆发的黎以冲突以及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出人意料的垮台，充分向世人展现了中东风云变幻的主基调。

中东何以冲突不休？在地区问题相互交织和影响不断外溢的局面下，如何推动地区实现和平稳定？明年乃至未来更长时间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变化？围绕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约旦侯赛因国王大学媒体与战略研究系政治学教授哈桑·阿卜杜拉·达杰。

达杰表示，中东地区当前的复杂形势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因素，这导致各方缺乏基本的互信。再加上区域和域外大国在这一地区博弈加剧，也导致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国际社会应加大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投入和支持，推动各方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和冲突。

“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和区域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全球性挑战。”达杰说，“只有通过共同合作和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才能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未来。”

约旦侯赛因国王大学媒体与战略研究系政治学教授哈桑·阿卜杜拉·达杰。 受访者 供图

叙利亚过渡成功或失败都将为地区“打个样”

12月8日，“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领导的反对派武装宣布，反对派武装已经控制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当天辞去总统职务并与家人离开叙利亚，并于当地时间8日晚间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这是12月8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拍摄的武装人员。   新华社 发

从11月27日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突然发动大规模袭击，到12月8日巴沙尔政府垮台，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在短短12天时间里实现了过去14年未能实现的目标，也令叙利亚这个处于中东十字路口的国家成为中东和周边局势快速演变和本轮巴以冲突影响不断外溢的最新“受害者”。

自2010年被“阿拉伯之春”波及、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就沦为区域和域外多方势力博弈的战场。达杰分析称，巴沙尔政权出乎意料的快速垮台是多重因素共同叠加的后果。他指出，一方面，过去14年里，巴沙尔政权一直未能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腐败和管理不善问题，一些关键资源也被反对派势力掌控，“这导致了重要资源的枯竭和基本服务的崩溃。”同时，叙利亚这些年长期遭受美国和欧洲实施的经济制裁，叙利亚经济因此持续萎缩，货币大幅贬值，贫困率高企，“这导致叙利亚民众对政权的支持崩溃”。经济上的困难，又导致政府对军方和安全部门控制力的削弱，这也是反对派在进军途中几乎没有受到叙利亚政府军打击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自内战爆发以来，巴沙尔政权可以说完全是依靠俄罗斯和伊朗等盟友的支持，才勉强维持了对叙利亚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控制。但过去几年里，因俄乌冲突迟迟无法结束，俄罗斯不得不将更多力量投向乌克兰；由于长期遭受制裁，伊朗对叙利亚的支持力度也大不如前；9月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的打击，令真主党分身乏术，这些都导致巴沙尔政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能够得到的外部支持持续减少，无力维系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达杰指出，巴沙尔政权“正是在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走向了终结”。

更为危险的是，巴沙尔政权的垮台并不是叙利亚剧变的终点。在“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进军大马士革的同时，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SNF）与美国支持的、由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在叙利亚东北部发生冲突，SNF接连占领曼比季等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城市，隔河与SDF对峙。此外，以色列12月8日起加大了对叙利亚的袭击力度，并派兵占领了被其控制的戈兰高地的缓冲区，并进入叙利亚境内，外媒报道称，以军一度推进至离大马士革仅20公里地带。

12月10日，以穆罕默德·巴希尔为看守总理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当日正式接管权力。据央视新闻报道，2024年1月，巴希尔开始担任“叙利亚救国政府”总理。​而“叙利亚救国政府”是在“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支持下于2017年成立的。

这是12月17日在叙利亚南部一村庄拍摄的以色列军队。 新华社 发（吉尔·科恩·马根 摄）

“叙利亚新政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一个历经多年冲突的国家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达杰表示，如果叙利亚过渡政府没能解决导致2010年内战爆发的根本问题，比如一些族群无法获得平等的对待、在重建国家机构的过程中出现安全真空导致极端组织等重新兴起、过渡时期没有遵循有效的司法政策等，“叙利亚再次发生内部冲突的可能性很高”。他警告说，如果新的领导层不能很快控制整个国家，并实施强有力的领导，叙利亚甚至有“成为第二个利比亚的风险”。

他认为，叙利亚过渡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并通过公正的判罚实现司法和民族和解；新政府需要重新激活叙利亚的经济，以为叙利亚民众提供就业机会和改善生活条件，“这有助于减少社会紧张局势”；通过改革安全部门和建立远离宗派意识或意识形态的国家军队实现国家稳定；通过实现国际关系的平衡和国家决策的独立性，最大限度避免外国过度干涉叙利亚事务。“叙利亚实现稳定需要明智和勇敢的领导，需要能够包容所有人的体制”

“叙利亚在实现稳定方面的成功可能是减少地区紧张局势的起点，而持续的混乱可能会在该地区引发更多冲突。”达杰说道。并且，他认为叙利亚在克服危机方面的成功或失败将为经历类似情况的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叙利亚的局势并不是孤立于地区环境之外的，局势的快速变化将直接影响中东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平衡。

中东已成全球“不安全局势中心”

除了叙利亚外，过去一年，中东不断上演各种“拍案惊奇”的戏码。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12月12日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已经成为全球不安全局势的中心。

从地理上看，2024年中东的动荡呈现“多点开花”的局面。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本轮巴以冲突持续至今，停火谈判至今陷于停滞。持续一年多的冲突不但造成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4.5万人死亡、10多万人受伤，还令当地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百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严酷封锁更令地区陷入人道主义灾难。

 12月16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努赛赖特难民营，人们查看以军袭击后的建筑废墟。  新华社 发（里泽克·阿卜杜勒贾瓦德 摄）

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也不断显现。今年以来，由于以色列先后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暗杀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炸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在4月和10月，伊朗两次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也随即发起报复性袭击。9月以来，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也骤然升级。9月17日和18日，以色列在黎巴嫩制造了大规模无线电通信设备爆炸事件，造成数千人伤亡。9月23日起，以色列对黎巴嫩全境发动大规模空袭，短短数周内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消灭殆尽。尽管黎以在11月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此后以色列仍没有完全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

同时，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红海和亚丁湾水域目标，这也招致了美国等国家的报复行动。自今年1月至今，美国、英国、以色列多次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空袭。

对此，达杰指出，“中东地区的持续冲突是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和地缘政治因素复杂混合的结果。”

从历史来看，中东目前很多冲突都是西方殖民主义种下的恶果，“该地区很多国家是由欧洲殖民者划定边界而建立的，这些边界没有考虑到种族和教派多样性的问题，导致国家内部不断发生涉及身份和归属感的冲突”，比如黎巴嫩、叙利亚等国；

从区域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多年来包括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为争夺地区影响力不断博弈，美国和俄罗斯等域外大国为了自身在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也不断通过支持盟友和利益相关方，以及直接驻军等方式介入地区事务。这种博弈和竞争不但加剧了冲突，也令地区问题复杂化。

 11月27日，在黎巴嫩东部贝卡地区，一名男子在房屋废墟上做出胜利手势。   新华社 发（马希尔·卡马尔 摄）

同时，中东许多国家，比如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国都面临政治和经济机构薄弱的问题，无法有效控制内部冲突，应对危机。经济上，多年来，中东国家都面临失业率升高、经济增长乏力、经济模式单一等问题，内部风险不断积累。长期存在的教派对立不但成为国家之间对抗的工具，也是一些国家出现内部动荡乃至发生内战的诱因。

达杰指出，由于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博弈，中东问题的各方“往往缺乏真正通过政治方案解决问题的意愿”。中东地区的冲突往往涉及多个行动主体，其各自的目标主张大不相同甚至相悖，令各方难以达成共识。过去多年中东持续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循环中，各方互信基础脆弱，“长期的冲突和敌意导致缺乏信任，使得谈判和妥协变得困难。”

由于中东特殊的地理区位，其影响往往不仅局限于地区。以红海危机为例，受冲突影响，红海乃至全球航运业都遭到冲击。《纽约时报》12月11日援引行业数据称，因红海危机影响，从亚洲到北欧的集装箱货运成本一年内上涨了270%，从中国到美国的集装箱运输成本则在一年内上涨了217%。同时，由于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大型集装箱船只数量锐减了70%，埃及政府通过运河获得的收入也大幅减少。受此波及，位于地中海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运作也一度受到影响。

达杰强调，如果不能打破中东当前的格局，那么这些冲突就将会继续存在，中东地区若要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外交努力，支持旨在建立各方信任的倡议，鼓励直接对话，并努力解决阻碍实现地区全面和平的根本问题。”

2025中东仍将面临挑战

从现在的局面看，即将进入2025年的中东恐怕很难迎来平静的一年。

达杰认为，2025年中东在政治、安全、经济、人道主义、环境等领域都将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一些热点问题，如巴以、伊核、反恐等，存在进一步升级和加剧的可能。

以巴以问题为例，12月21日，巴勒斯坦三个政治派别——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发布联合声明称，如果以色列停止设置新条件，相关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加沙地带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员的协议。

过去几十年里，巴以之间冲突不断，双方曾多次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最终都无法真正执行协议。今年11月，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托尔·文内斯兰在接受“联合国新闻”独家专访时表示，加沙冲突是联合国在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解道路上面临的“最大压力考验”，历经逾一年的冲突纠葛，外交努力已陷入困境，难见成效。

 这是12月12日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的迈斯纳过境点一带拍摄的滞留的叙利亚民众。  新华社 发（马希尔·卡马尔 摄）

达杰表示，文内斯兰的表态反映了“通过外交努力始终难以解决巴以冲突这一痛苦的现实。他表示，巴以问题迟迟难以解决，突出了实现中东全面和平的最大障碍：长期冲突与敌意对抗引发的信任缺失；涉及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如两国方案的落实，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边界划分问题等，都尚未找到能够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以色列持续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扩建定居点，“破坏了建立一个在地理上连续的巴勒斯坦国的机会。”他表示，如果国际社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巴以之间将很难实现全面和平。

在达杰看来，2025年中东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的可能来自即将开启第二任期的美国特朗普政府。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美国的中东政策基本是完全围绕以色列展开，比如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退出伊朗核问题最终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在中东推进“亚伯拉罕协议”和所谓中东和平“世纪协议”，推动巴林、阿联酋、苏丹和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达杰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会延续这一政策方向，继续强力支持以色列，推动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继续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特别是在核问题上继续极限施压。同时，美国可能还会进一步减少在中东的直接军事介入，更多依赖盟友和区域伙伴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

“这可能进一步加剧中东地区的两极分化”，达杰表示，“即以伊朗为轴心的‘抵抗联盟’和反对伊朗的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美国直接军事介入的减少，也可能导致安全真空，其他区域及域外大国可能寻求填补这一真空，这也有可能改变地区的权力平衡。”

此外，伊朗核问题、中东国家的经济转型、持续冲突引发的难民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等，都将持续影响中东的安全与稳定。达杰表示，2025年中东地区国家间的竞争和博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而域外大国出于自身利益，也不会放弃对地区事务的介入，“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相互影响，仍将是国际关注的焦点之一。”

“区域冲突的公正调解人”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共同会见记者并答问。王毅表示，加沙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巴以、黎以、伊以、红海紧张局势轮番升级，直至近期叙利亚局势突变。中东地区动荡不已，冲突频发，已严重影响国际和平安全。

王毅表示，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中东各国的前途命运早就应该掌握在当地人民自己的手中。但遗憾的是，中东长期以来沦为大国博弈的受害者，甚至成为地缘冲突的牺牲品，这一历史不公不应再继续下去了。国际社会要切实尊重地区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真正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国际公平正义出发，协助而不是替代地区国家找到解决矛盾冲突的办法，不能再煽风点火，更不应趁火打劫。

过去一年里，中国始终积极斡旋中东局势。7月23日，包括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14个派别高级代表在北京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以下简称“《北京宣言》”）。为止战促和，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隽和外交部大使王克俭多次前往中东地区展开穿梭外交。同时，中国还积极推动中东国家改善关系与加强合作。11月19日，中国、沙特、伊朗三方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以进一步落实2023年沙特与伊朗在中国支持下达成的《北京协议》。

达杰表示，由于中国在对待中东事务上采取了“基于相互尊重、共同合作和平衡利益原则的全面战略，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区域冲突的公正调解人”。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对巴勒斯坦人民表现出了坚定的支持，呼吁根据联合国决议寻求公正和全面的解决方案，“中国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与中东国家之间在经贸、安全、反恐等多领域的合作。近年来，中阿关系稳步发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持续增长。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中阿双边贸易额增长了约11倍。据瑞银分析师估计，到2030年，中国与中东经贸联系的增强可能会推动全球与能源相关的贸易额增长4000多亿美元。中阿双方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增强，今年，沙特、埃及、阿联酋正式成为金砖国家成员。

王毅9月30日在安理会中东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时表示，中国是中东国家的战略伙伴，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稳定的促进者、中东发展的贡献者。中国从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从不在中东地区圈划势力范围，从不利用热点问题谋求地缘私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支持中东国家实现稳定繁荣，帮助中东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达杰表示，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与尊重他国主权，这有助于中国与“寻求不强加政治议程的国际伙伴的国家建立信任”。他说：“中国提供了一种基于伙伴关系而非霸权的国际合作模式，使其成为中东国家寻求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可靠战略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