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2019年9月，我正式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但结缘则要更早。兜兜转转，竟已十年有余，这是一个青年智库研究者从“赏金猎人”朴素转身为“研究主人”的自我进化故事。

一、结缘：“这是我理想中的工作”

2014年3月，在我的导师陶然教授的力荐下，我获得中国发展研究奖学金，进入中心农村部跟随刘守英研究员实习。可能由于文字功底还不错，加上比较勤快，兴趣爱好能和同事打成一片，很快崭露头角，成为实习生中参与程度最深者。中心政策研究的特点是问题导向，真正为摸清情况以资实地应用而调查写作，比较朴实接地气。这与我在人大汉青接触到的大量酷炫模型很不相同，发表和方法导向容易使人迷失在模型的汪洋大海中，而忘了为了什么而出发。

真实世界，问题导向，才是我的出路。在农村部实习的两年时间中，走了大半个中国，极大地增长了见识，也收获了十几篇沉甸甸的报告。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进入中心之前的生活一直比较奔波。除了每学期七八门课的学业外，为了能有更丰裕的生活，开过淘宝店、卖过旧书、当过驾校代理、给出版社编过书、给不少老师当过研究助理，一年挣个5万-10万问题不大，在学生里算个“小土豪”，可以没来由地经常请人吃饭。到农村部实习后，我发现只要好好写报告，一年10万问题也不大，而且与自己的主业相互促进且更舒服，于是就把“多种经营”砍掉了，避免时间的过度分散与无端浪费。

一个工作，既能够使得自己增长知识和本领，又能使得自己获得体面的收入，我意识到“这是我理想中的工作”。因此，也更加笃定地付出。

二、出走：成为一名“赏金猎人”

很多时候，“有心栽花花不开”是生活的常态。临近2017年博士毕业时，中心突然不招应届生了，加之刘守英老师也离开中心到人民大学当教授，我想我要与中心失之交臂了，有些怅然若失。

当时，我有一个大概率保底的工作，即去首经贸当老师，这也是刘守英老师帮我争取的。“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找工作只找了发改委宏观院和央行研究局。2017年1月底，宏观院就要了我，且要求很快签约。考虑到宏观院也还不错，就答应了。实际上，当时我还在市场所实习，但当时与各位领导、同事接触较为有限，做的工作也很少。直到2017年6月，所里要举办一个国际会议，我才忙碌起来。其实，这时候我已经确信我不会来中心了，但我希望用一次付出，感恩中心三年来带给我的成长，连续熬夜，尽力把这次会办好。

2017年7月，正式入职宏观院经济所。宏观院人比较多，加上所与所、乃至所与院都是平级的，所以机制也比较活，不坐班。平时的工作是双向选择，实行课题组长负责制，其他人则根据自己的实力，成为“赏金猎人”。谁比较能干、谁比较靠谱，工价就高一些。

在年轻人里，我做“政策研究”的经历算是比较丰富的，上手也快，因此找我的人不少，除了经济所的一些课题，我还广泛参加了国土所、财科院、人民大学等外部单位的课题，收入还比较可观，算得上一名还不错的“赏金猎人”。但给人干不如自己干，我开始尝试承接一些外部课题，2018年底揽到一个国土空间规划课题的专题，金额30万。

可以说，在宏观院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围绕提高收入、快速奔小康来开展的。那时的我，一直秉信收入即是市场价值的体现，小康之后才能施展手脚。事实上，这种做法与宏观院的体制也是激励相容的。

三、归来：还迷糊着

2019年4月，我参加了市场所的招聘考试，并于9月正式到所里上班。归来后很亲切，有欣喜。但也不得不承认，刚来所里的一年，由于激励机制变化与收入冲击，我有些迷迷糊糊。

虽然都是做咨询研究的事业单位，但中心“公”的成分更高一些，青年研究人员的收入主要来自工资收入，课题收入仅作为绩效的一部分纳入工资。

这无疑给我带来了明显的收入冲击。加之从宏观院出走时代价不菲，里外里一下子少了不少钱。2019年中心的职称评定也未能如期举行，内心有些苦闷，夜深人静时也难免慨叹时运不济。

表现在工作上，就是有些迷迷糊糊。领导交办的，当然也都会去写，但是因为没有了及时的赏金激励，写得不带劲，加上任务繁多，质量上也多是以能交差为准。这是因为“赏金猎人”的心态尚未转变，没有“赏金”就干不动，“赏金”不高就犯迷糊。

但从深层次来讲，人的困境多来自把自己摆得太高，下不来。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迷梦中，不愿醒来。只有等别人来要求、来“请”，才动一动，几乎没有主动写调研报告。

四、醒了：用力吧！

2021年3月，父亲溘然离开，成为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对我最大的打击。我为自己没有尽到为人儿女的责任、照顾好父亲而长久自责，陷入深深的悔与恨中。在日复一日的痛苦中，我也开始惊醒。这样迷迷糊糊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了，我要如何发展，如何在中心“立住”？

用力吧！写报告吧。

正好在此时，邓郁松老师提醒我和三元，要一个季度写一篇调研报告，邵挺老师也提醒我不要托大。我先从之前撰写的课题报告入手，将其改写为调研报告，并尝试在外面也发一下，先露个脸。平时有些小的思考，就写成两三千字的豆腐块文章，在中心的《经济要参》发一下，作为一种写作训练。

我很快发现，用心写出来的报告是有人读的。就租房券问题写了一篇调研报告，一篇白头，后者获得了中央领导批示。有些报告中央领导虽未批示，但给其他不少具体部门的人也带来了有益参考。相关部委、《经济日报》等机构的人士陆续联系到我，这给了我很大激励，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能够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写作与反馈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

得益于此，我2021年写了十多篇调研报告、择要、白头，在《经济要参》等杂志发表文章十余篇，成果在中心年轻人里还算比较突出。

五、持续加力：从“赏金猎人”到“研究主人”的朴素转身

写多了，我越来越觉得，应激性用力只是一个初级阶段，需要主动加力，完成从“赏金猎人”到“研究主人”的朴素转身。

在“赏金猎人”阶段，被动卖力，只是研究的一般参与者，拿赏金，完成任务。其快乐来自拿到赏金时的满足感，但“赏金”是分散的，难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发力不集中，很难形成研究的积累。人都是容易小富即安的，特别是在穷的时候。来得过快的“赏金”，不久便能吞噬从长计议的决心和意志。

到“研究主人”阶段，主动加力，真正成为研究的推动者，需要琢磨、思考哪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而不是仅仅考虑哪些是有“赏金”的研究；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带着萌生出的使命感去工作。其中的快乐来自能够为中国公共政策进步加一把力、添一把火的成就感，也来自形成自己的研究积累上一个台阶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清爽感。

中心最大的优势是平台，只有把研究做好，真正在特定领域学懂弄通，才能让个人才华与中心平台相得益彰，才能实现中心利益、所里利益、个人利益在更高的层次上更根本地统一。

基于对自身位置感的重新认识，我不再满足于多写个三五篇报告，而是根据研究需要，想办法抓紧时间做事，投入精力、投入时间，必要时也投入金钱。除了完成中心和所里的交办任务外，围绕住房和土地政策领域琢磨还有哪些重要的问题没有搞清楚？自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自己加紧写，如居民住房虚拟租金的估“实”问题；认为有一定意义的问题找合作者来一起写，为合作者提供基本的思路和提纲，分工或由合作者撰写初稿，我来讨论、修改、定稿。

为让合作者能够尽最大努力把问题弄清楚、写清楚，主动提出所有类似合作成果均由合作者署名第一作者、我署名第二作者，合作者如果不是中心的，内部发表时我按照中心规定署名第一作者，对外发表时则由合作者署名第一作者。如果合作者是在校学生，还看不到合作的前景，我会利用自己的收入为其提供必要的补贴。通过这样一种机制，除了自己用力外，可以比较好地调动他人的积极性，组织、动员力量一起开展研究、集中发力，这些研究成果也将成为我整个研究体系中的有机模块。每年围绕10个领域内的小议题进行“小题大做”，写成5000字的调研报告，一年就是5万字，五年下来就是25万字，基本上这个领域的大小问题就都研究过一遍了，多少都有些发言权了。也得积累到这样的程度，为党中央、国务院咨政时，才有可能持续说上话，提供靠谱的政策分析与建议。更进一步地，可以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公共产品，助推公众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公共政策。

好的输出需要持续的高质量输入。一有时间，我就阅读与研究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的经典书籍和文献，并做好摘录和笔记，与自己在真实世界中的观察进行比对思考，也让自己在分析、写作时能够更加准确地运用相关的经济学概念、经济学思维。除了围绕特定研究题目阅读相关材料外，我要求自己每天读一小时其他的书，这样既能够转变思维方式，也能够丰富文字表达。邓郁松老师也提议我们多看其他方面的书，让我更加笃定这样做是有意义的。

智库研究是一场马拉松，必须有好的身体，才能在长期投入中保持好节奏感。我一改之前的颓废模样，通过打球等方式，保持一周三练，也更加注意作息的规律性，不再熬夜，不再像刚参加工作时那样快中午才到办公室，早上七点一刻便坐在办公桌前开始工作，一边读书、写文章，一边还能晒晒那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以自己从事学习和研究的心路历程，充当自序，希望其中的星星之火，能抵达更多的同道中人，为其提供一点亮光。

[作者王瑞民系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为《央地之间：转移支付的政治及其他》（上海远东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的自序，初稿完成于2022年4月，定稿于2024年10月。]

《央地之间：转移支付的政治及其他》以转移支付为独特的观察视角，深度剖析央地互动的底层逻辑，洞察土地财政、房地产发展模式等央地之间的孪生议题，探寻渐进式改革的公共政策空间，收录于刘守刚、刘志广主编的《财政政治学视界论丛》，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获得2024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