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已经逐步形成了密切的创新网络，成为跨界创新的典型案例。本文将通过分析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的创新网络和区域经济增长特征，探讨创新网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背后的影响机制。

长三角城市创新网络演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特征

通过分析2010至2021年间长三角地区城市间与城市内的合作发明专利数据，我们将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内部创新合作划分为城市内创新合作和城市间创新合作两大类，最终获得236081条城市内部创新合作联系和124790条城市间跨界创新合作联系（图1）。

 图1：2010-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与城市间创新合作联系图示。本文图均为作者自绘

利用ArcGIS10.6软件刻画长三角城市内部与城市间创新网络时空演化特征，结果显示，城市内部创新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且随着时间推移，核心区由上海单一单中心转变为“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的多中心布局。换言之，城市内部创新合作高地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的核心城市，而安徽、浙西南和苏北则形成了创新合作的洼地。

以2010年为例，上海以2736件城市内部创新合作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杭州仅为902件，两者相差3倍多；到2021年，上海和南京分别以8262件和7454件城市内部创新合作成为核心，而杭州、宁波以及苏州分别达到了4604件、3649件和3548件，成为次核心城市。相较之下，安徽仅有合肥以1937件创新合作跻身前十。从城市内部创新合作的增幅来看，2010至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内部创新合作均处于增长趋势，核心城市保持在3到10倍的增长，其中南京的增幅最为显著，12年间创新合作增加6796件，增长了约10倍。与此同时，亳州、阜阳、宿迁、丽水等边缘城市虽然增幅较大，但由于起点较低，仍与核心城市存在较大的差距。

长三角城市间的创新网络也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创新合作的紧密度逐渐提升。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成为跨界创新合作的核心。安徽省除合肥外的城市在创新合作方面较为薄弱，成为网络的边缘地区。

2021年，上海、杭州和南京分别以5897件、5119件和4516件跨界创新合作成为核心，这一空间分布与基于专利转移网络刻画的长三角城市群城际技术流动时空格局高度类似。从时间变化来看，长三角城市间跨界创新合作也从2010年的152对增加到2021年的390对，说明长三角城市间创新网络的紧密程度在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城市间跨界创新合作的主体规模也在相应扩展。从城市间跨界创新合作的“城市对”数量可看出，2010年排名前十的城市对平均合作规模为227件，到2021年增至719件，增长幅度超过三倍（表2）。

2010-2021年长三角城市内部与城市间创新网络图示

 总体来看，长三角城市内部与城市间创新网络的空间结构呈现出一致性。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呈现“Z”字型核心-边缘结构，上海、杭州和南京成为主要核心节点，而苏州、宁波、合肥等城市则成为次核心节点。

图3展示了2010至2021年间长三角整体以及41个城市的区域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数据显示，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最高，江苏和浙江次之，安徽最低。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全要素生产率均高于长三角整体平均值，而安徽则成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洼地。从动态变化趋势来看，长三角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相对平稳，其中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江苏呈现小幅波动上升的趋势；安徽和浙江则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轨迹。

图3：2010-2021年长三角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值

长三角城市创新网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利用2010-2021年长三角城市创新网络的全样本数据，我们绘制了城市内与城市间创新网络的散点图（图4），并利用Stata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高达0.8437。这一发现为进一步探讨城市创新网络的互动机制提供了量化依据。

图4：2010-2021年长三角城市内部与城市间创新合作分布散点图

总体上，城市内部与城市间创新网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我们总结了其影响路径，如图5所示。创新网络为创新主体提供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创新主体获取知识后将会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开发新产品或发明新专利，并最终转化为经济价值。这一过程构成了创新网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传导机制。

具体而言，城市内与城市间跨界创新网络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城市间创新网络主要获取显性知识，而城市内创新网络则侧重于隐性知识的积累。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城市在构建创新网络时的主要策略：通过跨界创新网络获取新知识，再通过本地创新网络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和技术创新。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城市创新网络的结构、地位和规模，也推动了产业技术的发展，帮助城市在技术市场中占得先机，实现产业升级，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图5进一步展示了在排除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人口密度和财政自主权等因素影响后，城市间跨界创新网络与城市内创新网络的互补作用。通过对不同类型知识的有效组合，两者共同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图5：长三角城市创新网络与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图

以上海为核心，构建多层次城市内外创新网络体系

基于2010至2021年间长三角城市合作申请发明专利与社会经济统计面板数据，我们构建起区域经济增长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了长三角城市内部与城市间创新网络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特征、空间演化和影响机制。我们的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长三角城市创新网络的联系日益增强且呈现Z字型“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区域内41个城市内部与城市间创新网络联系密度均呈现增强态势，且空间结构具有高度相似的核心边缘结构。具体来看，城市内部与城市间的创新网络核心逐渐聚焦在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和宁波沿线，构成了一个清晰的Z字型结构。相较而言，安徽绝大部分、浙西以及苏北则处于长三角创新网络的边缘地带。这一空间分布与长三角城市的经济结构及创新能力分布较为契合。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产业转移等政策的实施，城市内部与城市间的创新网络呈现出由核心带动边缘向区域整体协同发展的趋势。

其次，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总体趋于稳定且呈现T字型“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其中，上海的经济增长水平最高且呈现上升趋势，江苏和浙江次之，安徽成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洼地。

第三，长三角城市间创新网络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并与城市内创新网络形成互补关系。城市内与城市间创新网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较强异质性。城市间跨界创新网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正向非线性关系，意味着当城市间创新网络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显著增强。而城市内创新网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弱，虽然城市内部密集的创新网络能够获取其他城市网络无法获得的本地隐性知识，但城市间创新网络能够获取的外部创新知识是城市内网络所缺乏的。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我们从创新网络视角，建议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积极发挥核心城市的创新策源带动作用。根据长三角城市创新网络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特征，应加强核心城市在创新策源方面的引领作用，同时激活边缘城市在技术创新中介和成果转化应用方面的角色，构建合理的创新分工体系，以推动进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合作。

第二，加强以上海为核心的都市圈建设。根据长三角城市全要素增长率的分布特征，应重视发挥沿海和沿江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重视以上海为核心的都市圈建设，推动跨区域的协同发展。建议通过产业分工、共建产业园区以及跨区域投资等措施，促进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共同发展。

第三，构建多层次的城市内外创新网络体系。考虑到城市内外创新网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互补性，应加大对城市内部创新联盟和城市间创新飞地、技术转移平台等创新网络建设的支持。通过促进高层次技术人才流动与共享，增强区域间的知识流动，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作者曹贤忠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曾刚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原论文刊发于《学术论坛》2024年第5期，本文是对原文的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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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