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某品牌新能源汽车发生事故的新闻，引发了公众对智能驾驶安全性的关注和讨论。这起事故如同一记重锤，敲响了智能驾驶在快速发展进程中面临诸多问题的警钟。在科技驱动智能驾驶大步迈进的当下，如何确保其在法治轨道上安全、稳健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有关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规模约1.1万亿元，成绩斐然。但同时行业正面临研发成本高昂、用户付费意愿不足、配套制度滞后的困境。从技术上说，目前主流的模块化架构存在一定缺陷。模块化架构将驾驶任务划分为感知、决策、控制等独立模块，各模块在运行时，由于信息传递损耗以及各自优化目标不一致，极易出现误差传递现象。比如在多车连环碰撞且伴有烟雾弥漫的复杂场景中，感知模块可能因烟雾干扰，无法精准识别周边车辆和障碍物，这种误差传递会导致代码覆盖率不足，进而严重影响决策准确性。

车路云协同技术被视为智能驾驶的未来趋势。然而，从全国范围看，车路云协同技术在推广上面临挑战。工信部有关数据显示，各地智能化路侧单元部署超过8700套。结合相关分析，当前我国除部分示范区外，路侧设备在大规模覆盖上仍存在不足。由于缺乏足够的路侧感应设备和通信基站，车辆与道路、云端之间无法有效交互信息，车路云协同的优势难以发挥。

在法律层面，智能驾驶给传统法律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责任认定模糊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当事故发生后，往往难以确定原因是驾驶员操作失误，还是车企产品缺陷、软件供应商算法问题，抑或其他第三方因素导致。可以说，现有的交通法律法规和产品质量法难以适应智能驾驶的发展需求。在国家统一立法缺失的情况下，各地立法存在进展缓慢、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智能驾驶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效协同发展。此外，保险制度也存在诸多不适应性，传统汽车保险无法准确评估和有效保障智能驾驶带来的风险，智能驾驶车辆的保险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自动驾驶技术具有实时性和不可逆性，当车辆面临不可避免的碰撞时，系统应如何决策，是优先保护车内乘客，还是车外行人或其他车辆？这一问题不仅涉及技术，更关乎伦理道德。此外，人类驾驶员与智能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脆弱。有研究发现，智能驾驶领域内用户态度和认知差异明显。有的对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安全有所担忧，有的期待L2++（L2级智能辅助驾驶的增强版，但尚未达到L3的完全自动化水平）等高阶智驾功能，尤其看好高速导航辅助驾驶功能缓解驾驶疲劳、保障安全的作用。而在智驾分级认知上，绝大多数用户对从L0到L5的分级标准缺乏了解。这种认知错位反映出用户对智能驾驶技术既期待又担忧的矛盾心理，也表明在智能驾驶技术普及过程中，需要对用户加强科普和教育。

面对智能驾驶发展中的重重挑战，构建适应其发展的法治体系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在立法上，应构建多层次法律框架。修订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L3+（具备相当程度的自动化驾驶能力）车辆路权，规范行驶规则和安全标准。制定细化的自动驾驶汽车管理条例，全面规范生产、销售、使用、监管等环节。鼓励试点城市先行立法，如参考北京设立数据黑匣子审查制度，为事故调查和责任认定提供有力依据。

在技术上，应确保技术标准与法治建设协同推进。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不断完善自身智能驾驶技术标准体系，并将其纳入法治框架。通过法律强制力确保技术标准得以执行，促使企业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研发、生产和测试，提高智能驾驶产品质量和安全性。

在监管上，创新监管模式势在必行。例如，推行“沙盒监管2.0”，建立车企安全信用评级体系进行差异化监管。实施“监管科技+保险精算”联合风控，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时监测和预警风险。构建全国统一的事故数据库，为监管政策制定和技术改进提供数据支持。

智能驾驶代表着未来出行的发展方向，具有降低交通事故率、提升交通效率、改善出行体验的巨大潜力。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必须将其纳入法治轨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健全保险制度、严格技术标准和创新监管模式，为智能驾驶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唯有如此，智能驾驶才能安全、稳健地驶向未来，为人们创造更加安全、高效、便捷的出行生活。

（作者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