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eralism Against Itself: Cold War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近年来，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24年，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不仅象征着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回潮，更凸显出政治自由主义在捍卫自身合法性与效用方面的困境；欧洲多国右翼政党的崛起，也反映出对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广泛质疑。这一趋势或许尚不足以宣告全球旧秩序的全面崩塌，但其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已经昭然若揭，为自由主义的未来投下斑驳的暗影。人类文明再一次站在调整的十字路口。

自由主义是否可以在危机时刻重塑其自身，抑或只能被迫让位于某种晦暗不明的新秩序？要理解自由主义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仅从当代政治表现入手是远远不够的。在“新冷战”或然降临、全球政治迅速极化的背景下，我们或许正处于最后的机会窗口，可以重新检视自由主义的现实与传统。这不仅有助于回溯现代自由主义思想转型的历史过程，澄清冷战自由主义（Cold War liberalism）作为防御性框架的具体语境，还可避免将当前的危机简化为无从挽救的宿命论。一些思想史研究者也试图从过去找寻可能的未来。耶鲁大学法律与历史学教授萨缪尔·莫恩（Samuel Moyn）正是一位将思想史研究本身看作是一种政治行动的学者。莫恩的研究领域涵盖人权史、自由主义思想史和当代政治理论，其代表作《最后的乌托邦》（The Last Utopia）和《基督教人权》（Christian Human Rights）曾掀起关于现代人权起源及功能的广泛讨论。在《反对其自身的自由主义：冷战知识分子与我们时代的形成》（Liberalism Against Itself: Cold War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中，莫恩试图为自由主义的现实危机提供一种历史性解释：自由主义的危机有着明确的冷战起源，而冷战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由主义传统的背离。他以兼具思想性与历史性的笔触，勾勒出朱迪思·什克拉（Judith Shklar）、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等冷战时期的欧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自由主义，并抛弃了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重要因素。莫恩指出，自由主义在十九世纪创生之初，与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和进步主义等紧密相连；其早期的核心价值包括作为个体和集体自我创造的自由，对民主和国家支持的社会正义的承诺，以及对于未来的乐观愿景。然而，冷战自由主义者将其塑造成我们今天更为熟知的自由主义版本：以几乎排他性的个人自由为先，从全球性的普遍主义理想收缩至大西洋范畴，甚至集中于美国语境之中。莫恩提醒我们，“冷战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本身来说是一场灾难”，单纯沿用冷战自由主义的理论工具和政治实践已无法应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困境（第1-2页）。相反，他主张超越冷战遗产的束缚，追溯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挖掘其内在矛盾与潜力，通过重构普遍自由与平等的积极框架，为自由主义思想以及我们的时代开辟新的前景。

耶鲁大学法律与历史学教授萨缪尔·莫恩

莫恩力图剖析冷战自由主义内部的思想斗争，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们面对启蒙传统、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及去殖民化等命题时的分歧和互动。他并未采取简单的“单方择取性论证”（cherry-picking）来拼凑一种“隐匿对话”，而是通过文本解读与历史性分析，交织建构起思想家之间及其与同时代自由主义者的动态关联。朱迪思·施克莱（Judith Shklar）在早期作品《乌托邦之后》（After Utopia）中对冷战自由主义者背弃启蒙思想的指控，成为莫恩探讨这一思想网络的灵感和切入点。施克莱指出，冷战自由主义普遍认为理性本身催生了极权主义，于是削弱了启蒙运动试图解放的人类的主体性，将自由从“道德和智识上的自我实现”重新定义为“不被约束的状态”，这是启蒙思想核心的流失而非其实现（18-20页）。施克莱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在哈佛大学极权主义讨论会上短暂会面；年轻的施克莱批判了这位“浪漫主义对宏大乌托邦的过敏反应的典型代表”，认为她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对现代性的厌弃导致了一种无法正视自由主义潜力的冷战式退缩（120-121页）。但莫恩遗憾地指出，随着冷战的深化，施克莱在后期逐渐转向了“恐惧的自由主义”，强调以最低限度的政治框架遏制暴力和压迫。在莫恩看来，冷战自由主义者通过将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以及德国理念论等思想资源纳入“反典范序列”，意图构建一种新的自由传统，以摆脱被其视为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相连的思想根源。不仅如此，冷战自由主义者进一步放弃了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完美主义与进步主义。他们谴责浪漫主义，放弃了对“最高生活”的系统阐释，而这也意味着放弃了现代自由主义试图通过创造性主体性发掘可能性的理想。这样一个为创造性的个体生活奠定基础的现代社会理想，正是包括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内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曾毕生致力于建构的。

施克莱与其老师、友人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互动，为理解冷战自由主义内部的复杂性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莫恩巧妙避开了对伯林非此即彼的两极化评价，敏锐地指出这位“冷战自由主义斗士”的异见者身份。伯林最著名的“消极自由”的建构与他将启蒙运动从自由主义中排除的过程相重合，但他也支持浪漫主义的自我创造与主体性，并试图修正施克莱对卢梭的批判。然而，莫恩随即谨慎地指出，伯林忽视了适当的国家支持在保障个性中的作用（27-32页）。在伯林之后，莫恩进一步将波普尔（Karl Popper）以历史主义批判者的形象加入冷战自由主义的关键谱系。莫恩指出，波普尔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针对那种将历史进步与基督教的“必然性”神学化联结的理论，精准地触及了历史主义的核心问题：在理论上，历史主义试图将未来封闭在一条单一的“必然”路径上，剥夺了个体选择的多样性与开放性；在实践中，这种叙事逻辑同样将个体困于被动的历史进程之中，成为极权主义扩张权力的一种隐秘形式（78-80页）。“反历史主义”立场试图通过拒绝宏大历史叙事来捍卫个体自由，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自由主义在应对社会变革时的适应性（第76页）。自由主义者不再试图回答“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专注于既有当下的保护和维持，而不是对更大社会变革的规划和未来目标的制定。

通过两位代表性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与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莫恩进一步对冷战自由主义在全球去殖民化运动以及心理分析领域发生的关键转向进行考察。在莫恩看来，汉娜·阿伦特即使不能被严格归类为冷战自由主义者，也无疑属于这一思想阵营的“同路人”（115-116页）。这不仅表现在她与早期自由主义经典之间的断裂、对创造性自由和解放价值的弃置，更体现在其对去殖民化世界中自由可能性的文明和种族限制。莫恩的标题将其概括为一种“白人自由”（white freedom），其与冷战自由主义者共享了以“西方文明”自我定义的大西洋主义框架：自由主义从曾经以全球扩张为目标的帝国主义姿态，逐渐蜕变为一种“失去全球兴趣”的地域性自由主义。当自由主义者认定全球自由已然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事业时，他们将全部的努力转向保卫西方的自由，并以此对抗“其余世界”的所谓威胁。莫恩进一步指出阿伦特及冷战自由主义者的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普遍对新兴民族主义的政治项目保持冷漠甚至怀疑态度，认为这些运动缺乏自由主义所需的政治成熟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他们却热情地支持以色列的建国事业，并将其视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一个成功象征（137-138页）。这种矛盾不仅反映了冷战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局限性，也揭示了自由主义传统在面对全球正义问题时的深刻挑战。最后，莫恩以特里林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重新定义，将冷战自由主义的思想发展推向高峰。通过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纳入冷战自由主义体系，特里林彻底告别了启蒙传统，抛弃了进步理念，认为它常被用作政治恐怖的借口，而将自由主义的核心转向更对自我心理约束的强调（141-152页）。特里林强调，自由不仅是对外部压迫的反抗，更需要通过自我规训和内省来实现。莫恩推测，特里林的这一认识可能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历史经验，从而形成了一种更为悲观的自由主义视角：这是一种“生存主义”的自由主义，其核心在于强调自由面对外界压迫的持久性和韧性。由此，自由主义向右翼逐渐靠拢（153-167页）。通过特里林，冷战自由主义找到了新的方向，而这一方向的代价则是自由主义某些潜能的自我抑制与放弃。那么一旦放弃，自由主义是否还能为社会提供充足的未来想象力和变革动力？莫恩给出的答案即使不是否定的，也是质疑的。在他看来，外部威胁还尚未瓦解自由共识，自由主义者们却从内部退缩而选择断尾求生；冷战自由主义由此为新保守主义和自由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铺平了道路，最终带来社会公正与自由平衡的失守。

正是通过上述分析，莫恩不仅揭示了冷战自由主义的“反典范”特征，也进一步探讨了自由主义者如何试图通过替代方案来应对一个失去解放希望的悲观前景。《反对其自身的自由主义》无疑是一部振聋发聩的著作，通过对冷战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为思考当前全球自由主义危机提供了历史启示。正如莫恩所言，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加强于战后的全球政治重构，冷战自由主义的核心特征首先在于其防御性定位：面对意识形态的紧张冲突，它突出自由“免于干涉”的消极功能，即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个人权利，强调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性，而非追求宏大的社会变革。冷战自由主义者往往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解放理想抱持戒惧，担心这些理念可能演变为集体主义甚至专制的温床，这在抵抗外部威胁的同时，也自行削弱了自由主义原有的道德普遍性和解放潜力。此外，冷战自由主义者对于将历史发展视为线性逻辑的历史进步观也持怀疑态度，对大规模社会实验和革命性变革的深刻警惕。这些焦虑与怀疑直接影响了美国冷战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等国家安全机构、大量智库组成的“军事-知识复合体”为代表的精英治理架构，将外交决策从公众和国会的监督中剥离，极大程度地限制大众对政治决策的干预（Daniel Bessner, Michael Brenes & Michael Franczak, ‘A Brief History of Cold War Liberalism’, Cold War History 24: 2, 2024, pp. 301-302）。冷战自由主义试图调和极权主义的外部威胁与自由社会的内部矛盾，其形成不仅是对冷战地缘政治的回应，也确实标志着二十世纪中叶自由主义从解放性到防御性的思想收缩。

正如莫恩在书中呼吁的，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冷战自由主义，而不是复兴它。当冷战自由主义模式成为后冷战时期自由主义的惯性逻辑时，面对全球化、去殖民化、气候危机和数字技术等新兴挑战，或许已无法为普遍自由与社会正义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但问题是，我们一定要用求全责备代替歌功颂德吗？莫恩对冷战自由主义的严厉批判，依赖于他对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理想化重构，并将后者设定为绝对的参照系。从赞美走向谴责的分析框架是具有冲击力的，但并不必然等于对复杂现实的全面理解。冷战自由主义的确存在问题，其防御性逻辑常常妥协于政治现实的紧迫性，甚至为历史上的不公正提供了辩护。然而，它也不可否认地在捍卫自由与秩序之间寻找过某种平衡，并试图以此回应极权主义的威胁。同时，冷战自由主义实际上延续了自由主义传统中一种冷静而谨慎的思路，这种思路植根于社会变化、人性洞察，以及关注自由主义理念在实际政治中的效力。例如，托克维尔的社会学洞察揭示了民主社会的脆弱性，而密尔吸收了这些洞见在自由权利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微妙平衡，以其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乐观的自由主义已经包含了希望与怀疑之间的张力，展现了一种对人类社会问题的存在性挑战的敏锐意识（Amanda Anderson, ‘Character and ideology: The case of cold war liberal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42: 2, 2011, pp. 209-229）。而按照历史学家阿伦·S·卡韩（Alan S. Kahan）的观点，这种延续性的思想路径正是为了应对思想家所处时代的“恐惧”问题而不断发展的，不同的恐惧不仅影响了自由主义在不同时代中的理论形态，也赋予其一种持续的历史紧迫感。所有的自由主义变体，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更广泛的历史语境中，始终在试图平衡一种内在的张力：如何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与对“美好生活”的实质性道德承诺相调和（Alan S. Kahan, Freedom from Fear: An Incomplete History of Liberal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5-13）。莫恩承认，其著作未能全面梳理冷战前自由主义的历史（第7页）。正因此，这些隐含的延续性特质作为理解冷战自由主义历史地位的关键前提，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或淡化了。在这种意义上，海伦娜·罗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的理论框架同样能够为理解自由主义的演进提供补充（参见：海伦娜·罗森布拉特：《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徐曦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卡韩从自由主义对“恐惧”的回应切入分析其在不同时代中的适应性与演进，而罗森布拉特则通过重新审视“自由”和“自由主义”概念从古罗马到当代的发展演进，强调了法国和德国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家建设与道德完善性方面的贡献。他们的研究不仅在早期自由主义历史的精细刻画上弥补了莫恩未曾着墨之处，也在试图挖掘自由主义传统中关于自我发展与美德的内在潜力方面与莫恩产生了共鸣。

莫恩对冷战自由主义的负面诊断，也与其分析对象的取舍密切相关。在书中，莫恩聚焦于朱迪思·施克莱、以赛亚·伯林以及汉娜·阿伦特等几位典型思想家，突出其思想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尤其是这些思想与作为评判标准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传统间的断裂。这一处理方式固然揭示了冷战自由主义的种种弊端，但也可能导致叙述的单向度，忽视了冷战自由主义内部更为多样化的声音。事实上，如果将视野拓展至那些未被莫恩的叙事框架所涵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我们可能会发现冷战自由主义的内在厚度。例如，法国政治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与多数冷战自由主义者一样摒弃了进步主义与历史主义，但在关键问题上与后者保持距离。对于民主，或他所称的“宪政多元政体”（régime constitutionnel-pluraliste），阿隆既不绝望于民主的脆弱，也不将胜利寄托于历史必然性之中，而是主张用“智识勇气”拯救民主思想中值得保留的核心：对个人的尊重。同时，他警告“人民主权”易被极权主义者滥用，因此民主政权必须坚持法治的原则并限制权力（Raymond Aron, Thinking Politically: A Liberal in the Age of Ide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7, pp. 325–347）。此外，尽管阿隆也批判历史决定论，他的历史观显然更加开放。他强调历史的多样性与人类行动的偶然性，认为每一种历史叙事都只是对复杂现实的部分抽象。然而，为了赋予个体行动以意义，统一的历史叙事又是必不可少的。阿隆以“介入的旁观者”（spectateur engagé）概念对这一张力加以调和，提出一种“或然决定论”，既承认历史的因果逻辑，又突出偶然性和人的自由选择的重要性（黄秋生、刘寅：《雷蒙·阿隆的历史观——走在康德和马克思之间》，《新视野》，2019年第2期）。不仅如此，阿隆的思想与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所代表的法国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连续性远大于断裂性。面对1968年“五月风暴”事件，阿隆采用托克维尔的视角，认为民主的政治危机是源于平等躁动引发的精神危机，必须由道德权威来克服；在试图建立西方政体与苏联政体的比较时，阿隆重申了托克维尔对政治的独立性的强调（Raymond Aron, Dix-huit leçons su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Paris : Gallimard, 1962, pp. 53-73 ; p. 369）阿隆以其对（自由）民主的坚定捍卫、“或然决定论”的历史观及其与19世纪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恰恰构成了对冷战自由主义另一种可能性的诠释。观念史学者雅各布·塔尔蒙（Jacob Talmon）以其《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对革命政治的批判、对先验普遍理性方案的质疑以及对实用主义政治的推崇加入了阿隆的行列，为冷战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注入了独特的深度。不同于莫恩笔下怀疑民主的思想家，塔尔蒙认为自由主义并非对民主的简单赞美或拒绝，而是将民主视为一种充满困境却不可或缺的历史实践。他指出，法国大革命催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主潮流：一种是以个体自由和人的自发性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另一种则是以政治救世主义和绝对目标为驱动的极权主义民主（Jacob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2, pp.1-3）。塔尔蒙深入探讨了这一分野，通过回顾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和斯塔尔夫人（Germaine de Staël）在革命风暴中的困境，揭示了这些问题在冷战时代的重要性。自由主义生而矛盾，它试图在普遍公民权与个体自由、公共参与与有序治理、国家统一与少数权利之间达成平衡，却始终处于一种内在张力之中。这种矛盾并不是自由主义的缺点，反而正是它的历史特征所在：自由主义总是在对立目标之间寻求平衡，通过持续的协商和调整来应对民主的多变性（Malachi Hacohen, ‘Jacob Talmon between Zionism and Cold War Liberalism’,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4: 2, 2008, pp. 146–157）。塔尔蒙敏锐地捕捉到自由主义的模糊性，也将民主的内在张力推向极致。自由主义或许并不是一种提供确定性答案的理论，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面对复杂现实的开放性姿态。

除了以制度设计和抽象原则为核心的传统路径之外，新教伦理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为代表的宗教思想家，也深刻展现出冷战自由主义的思想多样性及其优势。尼布尔的贡献不仅在于其神学视角，更体现在他对人性和社会的批判性理解，以及对自由主义精神气质的独特关注。作为基督教现实主义的代表，尼布尔为人类的傲慢与人性之恶敲响警钟（《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405-407页）。在他看来，人类因其想象与推理的能力而自由，但这种自由不仅产生了道德与创造力，也滋生了骄傲、虚荣与强烈的意志冲动。自由主义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制度设计的完备性，更在于公民个体能否在日常政治实践中承担自由承诺所需的思考和行动责任。出于对“人类存在不可避免的悲剧性，人类行为不可化约的非理性，以及人类历史的迂回曲折”的深刻体认，尼布尔将精神气质作为自由主义发展的核心。他强调宽容、谦逊、坚韧、审慎与责任等品质，并通过加入悔恨、希望和宽恕的要素，丰富了冷战自由主义的典型精神气质（Joshua L. Cherniss, ‘A Tempered Liberalism: Political Ethics and Ethos in Reinhold Niebuhr’s Thought’, The Review of Politics, 78:1, 2006, p. 65)。同样从宗教维度进行反极权主义思考的还有天主教理论家瓦尔德马·古里安（Waldemar Gurian）和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古里安虽然在基督教伦理框架下对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行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建设性的，他也表示自由民主是天主教的天然盟友。在政治实践方面，古里安还通过促进跨大西洋天主教联盟、资助出版物与教育项目等对欧洲冷战产生影响（Udi Greenberg, The Weimar Century: German Émigrés an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20-168）。马里坦则以“整全人文主义”（integral humanism）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试图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中寻求平衡。同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他将天主教伦理的普世价值引入国际法与人权讨论（Samuel Moyn, 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4）。和尼布尔一样，古里安和马里坦都是洞悉人类弱点之后仍然选择积极行动的知识分子。由此观之，似乎并非如莫恩所言，政治乐观主义和可能性已全然耗尽。他们或许不能算作传统意义上的冷战自由主义者，但的确在理念上回应了极权主义的挑战，也为战后自由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注入动力，而这一贡献植根于道德行动、社会实践与国际合作的共振之中。

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中叶的冷战自由主义并非单一或固定的思想模式，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内部多样性。至少在最典型的“冷战自由主义者”之外，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对民主和进步并没有那么敌视，而展现出更加开放与灵活的立场；有些人试图在复杂现实中挽救民主的核心价值，还有些人着力为自由主义注入新的道德与历史维度。这种内部的思想张力与对话性，或许正是自由主义思想生命力的重要来源，也为后世提供了持续的思想资源和反思空间。因此，莫恩对冷战自由主义的批判虽然极具启发性，但若能在评价标准和分析对象的选择上更为开放，其叙述的深度与广度无疑将更具说服力。

从后见之明的视角出发，当然可以指出任何思想家理论建构的不足。然而，对于许多冷战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所面对的往往并非理论探讨的真空环境，而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严峻现实。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他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核心问题：完美的理论建构是否真正能够经受住现实世界的考验？而自由主义又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维系其自身？莫恩在批判冷战自由主义时，或许低估了危机中权宜性策略的必要性。其实，与其过于严厉地批判二十世纪危机中的知识分子，不如尝试去理解他们的处境与选择，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去思考如何在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中探索一条自由与秩序之间的中道。不得不承认，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也被自身的有限性所束缚。试图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往往很难带来更大的自由与解放，反而往往会滑向反乌托邦的深渊。冷战自由主义尽管在理论上不无局限，但其审慎的策略与对权力的深刻怀疑，正是对现实政治和人性复杂性的回应，而这种回应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具有独特的意义。一代知识分子以其思想的活力、方法的严谨、面对失控的激情时展现的冷静，提醒我们无论置身何种境地，反思、理解与宽容都应被置于思想和行动的首位。或许，它们的价值并不逊于那些以完美主义或进步主义为名的宏大理想。